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孙樟盛，今年八十八岁，出生于1929年，家住在江西省德兴市祝家村。不过，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祝家人，我出生在祝家村附近一个名叫二号桥的小村落。这个小村庄人口十分稀少，田地也不多，因为解放前的一场革命使得这个村庄被迫拆迁，而我也随着家人来到了祝家村。来到祝家村的那一年我三岁，也是在这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原本我的家里有四口人，父母、我，以及一个姐姐。
（2）劳动力情况
住在二号桥的时候，家里就十分的贫困，加之父亲身体情况不好，全家就只有母亲一个人劳动。由于实在承担不起全家四口的开支，无奈的她只能把大我五岁的姐姐送给别人做苦力。姐姐被送走时才六岁，她被母亲带到了婺源的一户人家，给别人做工。那户人家让母亲教会姐姐如何在婺源接连成片的田地里拔竹笋，又如何用棍子在地里挖洞，种上细小的豆苗。母亲无奈，只能手把手教姐姐，教会以后就留下了姐姐一人在婺源。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小，只知道姐姐吃了不少的苦。到现在我还能依稀记起母亲描述姐姐劳作时幼小单薄的身影以及抛弃她时号啕大哭的场景。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1）生活来源
来到祝家村之后，家里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原本一家四口，现在就剩下我和母亲抱团取暖、相互依靠。因为没有田，母亲去给一户地主家打长工、做保姆，当时我们叫做伙头。那户人家是一个老头，我们家当时的主要收入就是来自这个老头，他每个月会支付母亲做伙头的费用。当时我还小，等到八岁的时候，我就去给地主家放牛了，一直放到了十三岁。那时候放牛也是有工资的，有五分钱吃饭的稻子。
（2）经济状况
就这样，我和母亲勉强在祝家村生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却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穷人，因为我们连名副其实、实实在在的房子都没有。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小屋，可就是这样一个家徒四壁的房子还被火烧了三次！家里吃饭的碗筷都没有，我们只能去坟墓里挖碗回来，洗一洗就成了我们自己的碗。家里的衣物也是严重短缺的，有一年冬天，我去山上砍柴，冻得脚都烂了一大块，一天严重一天，事都做不了，可还是没有温暖的棉鞋穿。当时，我的叔叔是打着赤膊从张家畈村来到这里的，他没有衣服穿。后来，还是母亲打工的那家地主给了他一件衣服穿。
3.土改前的家庭经营情况
（1）租佃情况
因为我当时年纪小，只能给地主家放牛，家里没有人能种田，所以家里没有租种过地主家的田。后来等我长大了，我们家就租种了地主家的田，同时我还到邻近的郊区——奈坑去了开荒，自己开了三亩田。
租种地主家的田是不需要找中间人的，也不需要签字、弄协议，只要和他打声招呼，说一声这个田给我种就行。但招呼必须是要和他当面打，不然他的这个田就给别人种了，你就是想种也种不了。那时候一亩地一年要交一百五十斤的谷子，那个叫做交租金。一般地主他会自己来收这个租金，有时候我们也会送去给他。我们要把谷晒干，弄干净之后再给他送去。
土改前的粮食产量不高，一亩田的收成就是一百多斤，两百斤都不到。不过，这个也要看田的质量，好的田产量就高一点，差的田产量就低一些。我们这里的田分为三等，一等、二等、三等。一等的田最好，二等的田中等，三等的是下田，产量就比较低了。
影响粮食产量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气候。有的时候遇到天气不好，或者被野猪吃掉了，那就苦了！
此外，我们有时还会找别人的牛来帮忙，这个也是要花钱的，如果种的不好那是要吃亏的。不过就算是那年收成不好，我们也不会租种一半耍赖说不种地主的田了，这是因为我们不敢耍赖，我们耍赖是耍不过他的，打个比方，假如你是地主，我是贫苦中农，我坑了你，你就会敲我两下让我老实点。可要是我种了地主的田，恰巧今年的产量不好，烂了一点，一百五十斤的租，我烂了五十斤，那么我就只能和他好好讲，让他通融一下，那五十斤就不要，剩下的收去。这个是要好好讲的，要是不好好讲就不能少了，就得给他一百五十斤的谷子。那要是真的一点都交不出粮食来，收成实在太差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去借粮了。
说到借，那也只能和地主去借，贫下中农家里都很苦，家里能吃饱就很不错了，很少有人家里会有余粮。而且借人家的谷子也不是那么好借的，借一百斤谷子就得还人家一百五十斤谷子；你要是借了一百五十斤谷子的话，那就得还三百斤的谷子了[1]。我们贫下中农没田没地，就是吃这样的苦啊！
（2）牲畜与农具
土改之前家里很苦，大部分人家是没有牛的，像我家就没有牛。但是有钱人家都是有牛的，如果我们需要牛了，就去借，或者说就去和人家换工，用人工去和别人的牛工换。
（3）生产合作
土改以前是一亩田要给他做三个工，土改以后就是给钱给他。如果你做了三个工那就不要给钱了。你向别人借，牛和放牛的人一起来给我们搞田，这就等于换工。一个人，一个牛，牛按照两个工来兑换，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工，我们就要还他三个工。
（4）请工情况
农忙的时候，大家有时也会有互相帮助。就像我家做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找了别人帮忙。帮忙最起码要做三天，你帮完我了，我再去帮助你。祝家村这点还是蛮好的，人人都愿意帮你的忙，而且也不收取你什么好处费用。土改之前常常会有几家人在一起结对子互相帮助。哪怕不是同姓，或是外来人口，村民们都不会欺生。
（5）族田
说到田地，村里以前是有公田的。那些公田属于整个村子，它们大多在公堂里面。管公田的人都是非常有钱的，他们靠这些公田收租，保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那时候村子里有四个大房，管公堂的人都是大房里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权力掌控公田，把田地分给别人种，以此来收租。当然，这四大房都是他们姓祝的本村人。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1）租佃关系
祝家村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有钱的人家比较少，只有几户，大部分人家里都是比较困难的穷破户。在我给地主家放牛、打长工的四年里，每当过年的时候，都要去地主家里给他们拜年。记得那户地主的年龄很大，我要称呼他“公公”或者“爷爷”，那时候年纪小只觉得好玩，也没有想那么多礼节尊卑。地主看到我们这些小孩给他拜年时，他也很高兴，甚至会叫他的儿子把饼干筒里的点心倒出来分给我们吃。
（2）农户关系
那些大房里的人每到重阳节和冬至就会给我们每个人发月饼，一个人两个，那个饼足有两斤重。保长那里有本人头本，抓壮丁、发东西都是按照那本人头本来计算的。这些饼都是由大房里的人分配的，他们收了大家的租，然后将稻子拿出去卖，赚来的多的钱换成这些饼。当然，外姓人是没有资格获得饼的，像我们家和我们村里一个可怜的单身汉就都没有。但是我也有饼，但我的饼不是祝家村给的，是我叔叔从德兴老家村里给我带的。虽然在村里我是外姓，但是祝家村不会盲目排外，同时，若是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他们也不会偏袒本姓人。有一次，我舅舅分的东西很不好，大家都帮我舅舅说话，这让我们外姓人感到十分暖心。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工作队进村
土改对于我说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祝家村是在1949年解放的，而土改也在这之后不久，是1950年发生的。那一年土改工作组进了我们的村子，后来就成立了农会，农会是贫下中农的组织，生产队、互助组都归它管，农会就像老大，我们都要听它的任务安排，同时它也会分配任务下来。
（2）土改宣传
那时候也召开了大会专门负责土改宣传的事宜，当然，这也是农会全权负责开展的。大会是怎么进展的呢？打个比方，三个人为一个小组，开会时要求组长必须到场，上面分配了什么任务，明天叫干什么事情大会都会交代清楚，组长的任务就是回去和学员讲清工作安排。当时祝家村分了很多的小组，工作安排也分配得十分到位。
（3）扎根串连
当时也有土改工作组的代表来我们每家每户考察情况，丈量土地。这其中，有代表、有队长，还有公社干部，他们工作十分认真细致，毫不马虎。
刚土改的时候我被队里抽去德兴的香屯修马路，当时是生产队抽我去的，每个队都要抽几个人，然后组成一队去修。那时候做马路没有工钱，唯一的好处就是包饭，每天中午都会有一个人来给我们送饭。虽然，刚开始土改的时候我不在村子里，但我却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我这一生，当干部也当了几十年，先是在互助组当组长，后来是变成生产队的队长，以后又是高级社的社长。不过高级社最后解散了，社长也就没有继续当下去了，就一直在当生产队的队长，直到六十多岁退休。
2.划分阶级成分
（1）土改成分
土改的时候我家被农会划成了雇农，当时家里就我和母亲两个人，我们都是雇农。对于这个成分我俩都认为是合乎实情的，因而也没有做任何反对。
（2）成分划分
我记得当时地主并没有多少家，就只有三户人家；富农也只有两三家；相较而言中农较多，其中还能划分出一些富裕中农。划分地主成分的标准是看你家是否有田有地，以及有无雇佣关系，若是有则被划分为地主成分；而富裕中农，多是指那些既给地主打月工、卖劳力，又自己拥有几亩田产，生活较为富足的；而像我这种穷苦出身，专门给别人卖劳力，又没田没地的，那就是雇农。
3.挖苦根，斗地主
（1）斗地主
批斗地主我是看过的，我还见过两个地主当场被枪毙。其中一个是发生在我在香屯修马路的时候，那是一个德兴的大地主被枪毙，当时路上的人都在讲“枪毙余喜庆”。原来是那个地主叫余喜庆，余姓在德兴都是大姓。枪毙他的时候我还是小鬼，也不知道什么，别人都说去看，我也就跑去看了。不过这个地主没有在德兴当地被枪毙，而是被拉到香屯，捆起来，然后枪毙的。
后来，祝家村也有一个地主被枪毙了。那时候开大会批斗地主，那个地主先是被拉去劳改了几年，而后才被枪毙的。他枪毙的地点就在祝家村的大院里，这个我也去看了。当时很多人都去了，挤得水泄不通，想看都看不到。当时就看见那个地主长跪在地下，然后一枪下去他的脑瓜就开了花。这个地主是全村最有钱的人家，也是我做长工放牛的那户人家。其实，他的父亲人还是挺好的，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会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点心吃的人。不过，他自己就很坏了，会无缘无故地打人。他的父亲在刚开始土改的时候就害怕被拎出来批斗，所以自己跑到河滩上吞金自杀了，他一死，他的儿子就被拖进了大牢，接着就被枪毙了。
（2）分配土地和财产
在批斗清算完地主的恶行之后，农会就给大家分了田，当时每个人分到了一亩七分田，我和母亲两个人一共分到三亩多田，生活也算是有了保障。当时田地的划分也是按贫富来区分好中差田的，虽然田有差异，但因为分田的时候农会的领导、干部都坐在大会前面，所以没有人因为分田的问题而产生争吵。除了田产，地主的房子也都被分掉了。
4.土改复查
（1）土改复查
土改工作持续了五年左右，我们是1955年结束土改的，后来土改复查又进行了一两年的时间。当时村里划错的情况很少，就是我的成分改了一下，我由贫农改为了雇农。因为当年家里确实很苦，我没有田地，常年给地主家打长工，也没有结婚，直到三十一岁都是过着单身汉的生活，所以成分降了一个层级。
（2）查田定产
颁发土地证之后，社里也组织了查田定产的工作，当时要求的是公粮每家每户一亩田按照一百斤的谷子交，并且规定要交到指定地点——海口。其实土改解放之前我们也要交公粮，那时候也是交到海口。不过，我们种的是地主的田，这个公粮是由地主去交，我们只要将谷子交给地主就行。除此之外，我还依稀记得解放后的那几年还交了好几次公粮。
在没有车子的年代，交粮全靠自己徒步挑到海口，在行程上要花整整一天，来去六十个满里，从这里到海口就有三十里。那时候的路特别窄，扁担都打不直，要是在路上谷子不小心被露水打湿了公家还不收，因为沾上水的谷子是要发芽的，你就需要在那里重新晒过，如果没洗干净的还要洗干净，那种咬在嘴里砰砰响的谷子是最好的。虽然土改后交的粮食比起地主要求的租金是少了一些，但是公家却不会跟你讲情面，说好一百斤，就是一百斤，少一分都不行。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像我们这种贫粮户根本就交不出来。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1）生产情况
刚土改之际还没有所谓的分田到户，都是集体种田，它将成片的田地分配到每一户人家，要求大家集体完成。在朱砂红的那块沟里，祝家的田多，朱砂红的田少，就给我们祝家的村民划片，让我们大家做事方便一点。那时候我们在遥远的王村都有分到田地，大路边也有，来去起码要走十里路，还要爬上山去，十分辛苦。当时我们集体种田主要就是种粮食，很少种其他的作物，像是非主粮的玉米什么的我们都种得很少。
（2）土地买卖
土改之后大家都分到了田地，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却没有出现过土地私自买卖的情况。因为大家都不敢这样做，这种做法是不被上面允许的。但要是那些没有劳动力、实在无法耕种的农户，只要两家私自讲好，就可以将田租给别人种，不过这个只是极少数情况，这种特殊情况上面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之后家家户户的情况都差不多，但是生活比土改之前是变好了不少。我记得我在大队里当保管的时候，八月一号队里要统一找我签字，发放稻子，开仓的各项事宜都需要我亲自去做，那是我第一次在仓库里看到那么多的粮食，印象中那一年收成特别好，粮食收得很多，那年的生活条件也就相应好了一些。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其实土改之后大家还是有一点歧视地主的，有两年生产队都不要地主进社，也不要他进入生产队，他就只能自己干活，完全单干。那时候对地主的要求就是要老实听话，会叫一个人专门负责考察监督他。有的时候，村里会分配一些粗活、重活给他，他不干不行，否则大家就会认为他不老实。后来政策放宽了，对地主的考察也达到了终点，只要考察的领导觉得地主反省态度端正，他就可以回到大队和我们普通人过一样的生活。
（2）村户关系
在当干部的那么多年职业生涯中，很多时候对地主的考察都要经由我向上面汇报秉实，因此我和大部分地主还是比较熟悉的。同时，数十年的干部生活，也让我和村里的各家各户来往密切。因为和各个农户关系融洽导致年纪大了还有村民叫我继续工作下去，都被我一一拒绝。
4.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生产资料入社
祝家村是先有的互助组，再有的高级社，但无论是高级社还是初级社都是以开大会的形式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其实说到底，两者都是一个形式，只不过换一个方向而已，互助组的组长在高级社就变为社长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里没有初级社，当时互助组在成立两三年后于1957年左右结束，中间过渡得特别快，直接成立了高级社，也开展了两三年，大概在1959年结束。在我生活的祝家村一共有一百多户，刚好是一个高级社的规模，村里的大小事务都归高级社来管。
（2）对集体化的认识
集体化的生产还是对生产起了一定帮助的，印象最深的是，集体化的时候农田产量提高，大队富足，没有钱的村民还可以向队里借钱，一个人最多可借五块钱。虽然不算多，但能够借五块钱也是好的。当然，后来分产到户，所有农户单干自足就更加轻松了。
口述调查小记
暑假有幸参与华师的调研，调研远没有我想的那样轻松单调，前期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中接连完成。
2017年7月14日，调研正式起步。我选择的第一个调研目的地是离家不远的祝家村。刚到这个村庄，我就被浇了一头冷水。我来得不巧，祝家村正处于搬迁状态，已有一半的住户搬离了村子。我在这偌大的村庄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着调查目标，一家一户不停地询问是否有人知道合适的对象。
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在一处破旧颓圮的老屋墙上意外发现了土改的标语。这个意料之外的惊喜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许，这是一个好兆头！果然，不久之后我就有了新线索。听一处村民讲，村东不远有一户人家住着一对年近九十的老夫妻。我不由得加快了探索的步伐。一进门，就看见一个老奶奶在洗菜，她见到我时略有些惊讶与迷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的脸上立刻呈现出好客的热情，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老奶奶一直对我说，有不懂的就问爷爷，他是党员，又是干部。
在客厅，我们见到了躺在躺椅上的爷爷，他病了，出院不久。爷爷是那种不爱说话的老人，安静、沉稳，却又不失亲和。我问了爷爷好多问题，他的回答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出，也许是身体状况不佳，他总是说自己累了。我就不好意思继续追问下去，的确有一点尴尬与无助……不过，说到党员身份的时候，爷爷却是止不住地骄傲，甚至去里屋翻出自己的党员证与党费证。看到那满满的缴费记录，我很感慨老人对党的忠实信任和那种责任感、使命感。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今天的阳光格外强烈……
2017年7月17日，为了今天的采访，我特意坐了很远的车，来到另一个城市的另一户爷爷家中。
这个爷爷已有八十多岁，但他的言谈举止却给人气宇轩昂的感觉。爷爷爱看时事评论类节目，他总是强调他对国事的关切。就像许多上了年纪的男性一样，对新闻的关切似乎已然超过了对子女的关心，而国家大事也已俨然成为每天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话题。于是，我不禁悄悄想，这个爷爷应该是个不错的采访对象，这次的调研进展应该会十分顺利，可是，万万没想到，在我问到第三个问题时就卡住了。原来，爷爷曾经是个地主，因此对土改的问题有防备之心，说话处处留意，答问题时时小心，我很难问出实质性的东西。
对于地主这个敏感角色，我调研的触角还从未触及。今天和爷爷的访谈让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另一种角色，他们之中也不乏智者能人与勤俭之辈。
2017年7月25日，采访的第三个对象是来自另个一村庄的倪爷爷。姓很特别，爷爷本人也很特别。
这位爷爷是村里的老会计，至今仍要到市政府上班报到。按照爷爷自己的话就是，还要去政府做作业。看到爷爷厚厚的统计表与账单，他的担子的确不轻，这份“作业”之责也确实庞大。
说起爷爷会计的身份，八十岁的老人大大方方地表示他通过了国家财政部的考试，拿到了会计证。无疑，爷爷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他们那一辈人之中，他绝对是一位佼佼者。
在短短几小时的交谈过程中，这个爷爷还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健谈。也许曾是村干部，他说话的方式有一套属于自己完整独特的体系。能说，会说，懂得多，见识广，眼界高，记性好，我想，这些词用在爷爷身上最贴切不过了。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农村是中国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面对巨大的资源——土地，以及庞大的人口——村民，逐利的纠纷几乎必不可少。农民，是村庄利益的争存者，也是积极的维护者与守望者。
【注释】
[1]此说法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