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我叫张荣瑶,生于1931年,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长庆村。土改时候我家有八口人,父母、我们五姊妹,还有嫂嫂。其他人都没有讨老婆。我们都是农民,父亲会去卖盐作为副业补贴家用。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靠母亲、父亲带领兄弟们耕种田土生活。解放那年我才十八岁,我在家中排行第三,下面两个弟弟,上面两个哥哥。大哥读书,二哥比我大两岁,解放那年我十八,他给人做牛头[6],即帮富人家里放牛挣点米粮。我在家照顾弟弟,每天下午去山上放牛。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我们家里都是农民,主要经济来源为贩盐、贩油。贩盐之时,父亲清晨从家里出发,走到益安的石壁下便入夜了,于是在该处夜宿一晚。从石壁下到大余有三十里路,大余到南雄二十里路,南雄便是挑盐的目的地,盐拿到后父亲便会原路返回,回石壁下睡觉,次日再回到家中,这一去便是三天以上。左安是贩油之处,左安在吉安的方向,父亲买了油便挑到过埠卖,或者挑到几十里山路外的聂都乡去卖。冬天的时候,父亲还会弄一点副业,比如砍木头,那时候小河里的水量充沛,撑船都可以将木头运送到码头。因为生活太艰难了,不然也不会吃这个苦,走上百里路去卖盐!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前我们家里有五亩田,都是祖辈传下来的。过去的农田种植管理需要耗费许多人力,现代社会有科学技术大大不一样,以往时期将牛粪、草木灰混合到田中称为饲田,饲了田要去侪田[7],侪好了便用脚耘田。水稻种植过程中得下两次肥,有许多的农活需要做,为了节约时间,这类的工作多由女性承担。于是女性不仅要干农活,还要在家中种菜、劈柴火,十分忙碌。

刚开始我的兄弟姐妹们年龄小,家中劳动力不够,便不会租别人的土地,后来孩子们年龄更大了,会干活了就租过。地主家里的租金很高,一年下来要交百分之五十的收成给他当租金,比如说一石谷田[8]就要交五十斤谷子,还好那时候种两季水稻,如果年景好,一石谷田一年可以得到一百五十斤粮食。地主家的租金,是说了多少就得交多少,不可以拖欠。那时候的政府税很高,分为两种:公粮和集谷,公粮是每年定期缴纳的粮食税,集谷是打战时候兵吃的粮食,这两样加起来我们家一年要交四百斤谷。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前农户的关系和现在差不了多少。族长是一姓的长辈,有什么好东西就先安置他,比如冬至的时候,村里杀一头猪,他就要得一半。每姓的大房都是最吃香的,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配给大房,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定。

一般宗族不会主动关注我们,但是姓氏上有一笔粮食,如果谁家遇到苦难可以借,利息不会太高,如果遭到天灾人祸,此人又确实还不错,那么宗族还是会给予一定扶持。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我曾经有买土地的想法,但是我们家经济还没有富裕起来,没有钱买,加上老大在读书,家中更是没有闲钱。大户人家的土地多,那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所以我也不会嫉妒他们。虽然自己家里土地不多,但是我不会觉得低人一等,我是老实人,就想好好耕田干活。

我们村是1949年解放,1946年我便听过游击队、红军的消息了,那时候就知道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至于两者的区别,我还真不知道。山上的红军下来村里挑粮食,有钱有粮的地主便问,我们的粮食你们什么时候还?红军便打一张条子说,你只要拿着这张条子,有些人就会还给你。其实红军的意思是,只还穷人的粮食,至于那些富裕的人便不会归还!我经常听到红军的消息,他们有时候在街上有时候又在山上,我不知道红军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只觉得他们胆子好大,都敢到过埠街上去。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上面的土改工作队是1950年9月来的,比如小新、小霍、王姚都是女的,他们来自过埠镇。我记得队伍里面有四个女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可能是陈春玉。当地也招了很多土改工作队,全县要许多会写会算、会丈量的人,土改工作队成立好,十月份就下到各个乡镇去,全面覆盖,查田丈量,帮助大家分配地主的财产。

土改会议我是没有参加的,一般是能说会道的人积极参加会议,他们组成了土改班子,每当斗地主的时候他们要先发言。上面的政策我都能听懂,他们讲得很清楚,土改工作队的人也会来我们家里面做工作,我家老大是那时候的村长,之后也参加了工作队,我的父亲是村里面的队长,有什么事情都是父亲通知大家开会。

串连就是访问,到各家各户访问就叫做串连,土改工作队员要下到农户家中,向忠厚的农民了解情况。当时发生了一些伤害人的事情,即土改法是有一个指标专门界定地主身份的,但是有一些人会恶意地说别人是地主,串连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

贫农团的成员为一些很忠厚的贫下中农,这些都是选举来的,村里面开大会,看看哪些人好,便选出来了。村民们举拳头表态,当贫农团的团员要有一定水平,要认字,那时候我还没有读书,后再在部队才认识了一些字。

2.划分阶级成分

我家成分是贫农,是大家一起划的。划成分的时候大家都求之不得是贫农,成分由群众决定,也有人不同意的。但那时候大家关系还是挺好的,如果有不同意见便直接打报告,说“我有不同意见”,大家便允许他讲出来,并告诉他的成分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非地主的指标是,第一他被剥削,第二没有雇工自己劳动,第三没有超过规定的土地面积,但是没有田的人如果收购别人很多谷子放高利贷,这也是地主的一种,不会被忽略掉。

我们村里地主是杨集成、朱慈茂、张光潜,还有王姓地主王道俊。富农自己其实也是会劳动的,蛇形岗有两户。中农的话,总共有九户,贫农太多了,记不得,雇农也有十几户。

3.挖苦根,斗地主

农会成员首先组织开会动员,把政策讲给地主听,要他们听懂政策,按照政策办事,让他们把剥削平民百姓的东西要交出来。地主要是狡辩说自己剥削得来的东西都花光了,大家就说,你放屁,涌上去打地主。如果打了没有用,就要下刑罚,把他惩罚得受不住了,地主便会交代自己的剥削事实。

我当时心很软,那时候觉悟也不高,家里的老人也教我们,没什么冤仇,不要去打别人,村里许多年龄稍大些的人都是这个态度,只有吃了地主大亏的人才会主动殴打地主。土改的积极分子一般是受过苦的人,他们在处罚地主的过程中十分积极。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抓了地主以后,我们会去他家里翻他的财产。土改结束之时把没收来的财产统一进行分配,相关工作人员在田间的大坪上面放一个竹垫,地主的东西陈列其上,先是雇农拿,后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不参加分配。

分土地也是农会组织的,那些干部会去想办法、想措施。我家原本就有田,所以土改时候没有分到田。这一方面是一个运气问题,另一方面土改工作人员也会做人情。土改工作人员将一些好东西用袋子装起来,比如用一个烂的布袋子装着皮袄,别人以为这不值钱便不会拿,结果有心人拿了打开一看,发现是一件皮袄。拿东西还是很规矩的,不准乱翻,你合适什么就拿,拿了就走。我家当时分了好少,一个铲秧苗的秧铲[9],还有一个大的吊锅,雇农拿了之后都没剩下什么值钱的了。

5.土改复查

1953年土改复查。后来发了土地证,写你的土地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现在这些证书都还有,存放在县城的档案室,要去查估计还能查到,可以复印。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之后我家里面还是那五亩田,那时候我都快要去参军了。土地不准买卖,这是国家的政策问题。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以后,我家也比较懒散,我去当兵了,我的大哥又去世了,我嫂嫂出嫁了,一下子少了两三个人,所以粮食相对来说就很充足了。家里没有什么收入,因为我家没什么支出。还好当时政府会帮助我做工,帮我们家代耕。地主家就很可怜啊,抬不起头来,但具体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后农户之间关系和以前差不了多少,就是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村户关系也是没有什么变化。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我去当兵的时候有谣言,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我们做军人的随时做好准备,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甚至于还有很多国民党分子到了部队里面,我们第二线的军人留在后面,随时都准备过去拼命。我当兵当习惯了,其实都不想回来当农民了,后来说“反攻大陆”是个谣言,我们就回来了。当时打海南岛战役,虽然打赢了,但是受了损失的。

土改之后修水、修路我都去了,要说党给我什么印象,就是一个字:好!土改之后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这时候不抓壮丁,简直是天上过日子,所以土改以后会开翻身会,敲锣打鼓。那时候最深刻的印象的就是划阶级,总的来说土改就是好,分了土地、田,大家共同富裕,共同上升,有困难大家想办法,有马同骑,都一起享福。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我1957年回来的,高级社1956年开始的,我回来的时候还是高级社阶段,到1958年就人民公社,规模好大,思顺有一个人民公社,过埠就划分到思顺。家中任何东西都要上交,家里面就留了一点生活用品。

如果说能够齐心,肯定是入社好,刚开始入社的时候,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好难的事情一下子就做好了,一去就是成片的人,但后来大家开始磨洋工了,有的干部也没有起到表率作用,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人多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