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李玉生,家乡人叫我玉生秃子,1925年9月出生的,是江西省永新县怀忠镇茶源村人。解放前我家里非常贫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就说那个入党的事,夏南的龙志光想培养我入党,帮我写了一张入党志愿书,要通过我本身来填一张审查鉴定表。他说:“对于工作方法,有什么困难?”我就说:“对于工作方法,小手小脚,不敢得罪人。”他还说:“对于家庭,有什么困难?”我说:“有一大家子人吃饭,我没爹没娘,也是一种困难,没有人帮我照看孩子,这还不困难?”我虽然会说,但我不会写,所以就吃了好多的亏。没吃没喝,甚至连房子也没有住,结婚的时候也只有一进两间的土砖房勉强栖身,这栋房子就是我后面一点一点省吃俭用慢慢建起来的,之后这栋房子一间就做了猪圈,一间做了厨房,另一进的三间房子是自己花钱把地皮买过来,自己慢慢请人建好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还是过得穷,我记得元桂的老丈人来我家的砖窑里担砖,但是不知道放在哪里,因为他家没有田。那个时候每个人如果有七分田就已经算很不错了。那个时候,屏山至少家家户户都有一些田,所以他就到屏山的一些有田的人家担黄泥来熏窑制砖。
解放前国民党的兵经常下来捉壮丁。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塘村的一户人家做短工,中午太阳很毒,我就在林子里的大树底下躲阴[33],突然我也看到有几个面生的年轻后生朝我这边走来,而且手里还拿着绳子,只是绳子放在手里摆在背后。我一看就感觉不妙,准备拔腿就跑,这几个人一看到我要跑,所以就赶紧跑过来包抄我,我就赶紧换了一个方向,沿着山上的方向用力跑,最后把这几个人甩掉了。那时家家户户就怕遇到抓壮丁的人。隔壁村的刘连心为了建乡公所,就把一座土地庙拆了,把抓来的壮丁安排来建乡公所。村公所的人也会经常下村来收人头税和保甲费,老百姓活得真是很惨!
解放前,我经常在台塘那边帮人种田,顺便做一点小工,我老伴年轻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扛着一把木犁从茶源犁到梅塘,从梅塘犁到屏山,基本上每家每户的田她都犁过,真是吃了苦。说实话,如果有一点能力的话,我可能就已经出去了。解放的时候,国家更穷,还要我们每个人捐飞机捐大炮来支援抗美援朝。
土改前家里有六个人,就是我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我,六个人。我父母解放前一年就过世了,我两个姐姐还有妹妹都还要我来抚养,是条苦命,那也没有办法。我本来有两个妹妹,就是因为家里穷,我父母没办法就把一个妹妹给卖了,卖到吉安那里去了,之后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
(2)劳动力情况
要算劳动力,就只有算我和我老婆两个人。我父母解放前一年就过世了,我姐姐那时也还没有嫁人,我妹妹还小,都不会做农事,所以算起来就只有我们两个劳动力。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1)经济状况
解放前,我家主要是种田,下死力气在田里干活。农忙季节就要犁地作田,农闲的时候就摘西瓜、桃子、李子这些水果挑到街上去卖。一年四季也闲不下来,也就是为了糊嘴才要这样的。
(2)生活来源
当时除了种地外,逢圩[34]的时候还会将自己种的桃子、橙子还有西瓜、金瓜[35]担到街上去卖,农闲的时候也会去人家做点小工,赚些钱来维持开支,冬天就去山里熏窑烧炭,热天就给别人去建房子,勉强可以挣点外快来贴补家用。解放前我经常在台塘那边给人做小工,有时也会去地主家做短工。樟塘的郭子明家,我就经常去做,随喊随到,那时他们又有田,又有吃的,我也感觉到非常满意。那个时候做小工就只有两块两角钱一天,那时候的钱还是很耐用。
(3)生活压力
土改前,生活压力很大。有时家里没粮食了,就要去人家担生谷吃。借一石还两石,当时因为家里的口粮没有了,为了应急,所以我们村里的水朵爷爷到樟塘郭子明家担保,给我家借了一石谷子,去人家担生谷吃,不是说你想借就能够借得到的,还要有人作保,没有人作保,是借不到粮食的。本来,我是要还两石谷子给他家,但是刚好那年就全国解放了,所以也就没有还那个高利贷。后来我碰到郭子明的婆[36],她当时害怕极了,把头都缩进到衣帽里去了,我就和他说:“亲家母,你不要怕,在解放来之前,我借了你一石谷子,按照国家政策,我是一定要来还的。”但是就只是记下了账,但不能还,因为地主富农是消灭的阶级敌人和专制的对象,所以,也就没有还,所以这两石谷子也就没有还。
那时候,家里再穷,也不会去借钱,借了就怕还不起,利息太高了。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1) 自有土地
土改前,我家有三四亩田,那时候产量不高,一亩地能够打到二三百斤谷子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而且还有很多的秕谷,没有长出果实出来,那个时候主要是技术不行,禾苗做的也是一样好,但是再怎么样也比不了现在,现在至少化肥足。那个时候做田,看起来禾苗长得相当好,当时一阵风吹来,仔细看,就说禾苗上有“白蚂蚁”,实际上,那个“白蚂蚁”就是钻心虫,因没有农药除虫,所以整个农场里禾苗一片片的枯萎,最后禾苗不结花,根本没有长出谷子,没有农药,不知道防虫,所以产量就很低。那时做田也是一年种两季,但那时的两季还不如现在的一季,那时粮食产量太低了,就是花那么大力气,也没有现在那么高的产量。
国民党的时候还要还公粮。国民党的时候,还公粮就只交粮食,不交钱。古人就说:“早晚还粮似神仙,孝敬父母大于天。”
(2)租佃情况
自己的田打下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生活,所以就要去人家租田来种,那时一年要租别人七八亩田,所以加上自己的田,就有十多亩了。我租的是我们村地主的田,租了他的地,就全部种上了水稻。到了把粮食打下来的时候,就要赶快把地租还完,当时记得最好的一亩地要交八桶谷子,大概是二三百斤谷子,而好田一亩地也就只能打到六七百斤,这些好田也就是在家门口附近的,就只有这些田产量稍微高一点。其余的一般田,一亩地大概交一百二十斤谷子的样子,基本上打的粮食就交给地主家了,剩不了多少,所以地租还是相当高!
就算今年遇到了天灾,那也要如数交粮食,如果打下的粮食不是很多,那么就去别人家借粮食来还,等下一年的时候来还完别人家借的粮食。
当时租地主家的田地,是一年一年的租,基本上不会一次性租的,那种租田地都是你情我愿的,今年可能我愿意租你的,明年我可能就不租了。
租地的时候,一般也不会立契约,你愿意租种他的,他就给你种。你不愿意租他的,也就不要去向他借。
就算我家租种了这么多地,还完地租之后,家里也剩不了多少粮食了,有时候还是需要去借粮食来应急。有时候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能支撑到第二年割早稻的时候,所以只能到别人家去借。借粮食的话,借了一百斤,利息就是要还二十斤,连本带息就要还一百二十斤。这还算是和地主家关系比较好的,如果和地主关系一般,那就可能连本带息要还一百五十斤,甚至是二百斤,就是说借了一百斤,要还一百斤谷子的利息。所以这才是剥削!
(3)牲畜和农具
那个时候我家也养了牛,牛是劳动的重要工具,怎么可能不养?再说不养牛怎么会有家粪?那时候又没有复合肥料,就只有靠一点点家粪来积肥种田。当时家家户户都会养牛来耕田。当时家里也有犁、耙、锄头还有铁锹,这些都是做田的好把式,都必须要备齐。
(4)生产合作
做田时也会和其他人家换工,农忙季节自己忙不过来时,别人就帮你一把,等你忙完了,你也就帮别人干农活。插秧时就可以一起做事,割禾时可以请别人帮你来割禾,外面的人会在路上走,如果要请他们来帮你割禾,直接吆喝一声就可以,他们就帮你割完稻子,然后就用禾桶把粮食打下来,价格就等割完之后再一起商量,这样就能够及时完成农活。农活做完了之后,就给人家钱算完工钱。
(5)庙田
我们村基本上很少有族田。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土改前,我家与地主家的关系还可以。要按道理来说,村里的地主还是比较和善的,平常哪个人家里需要救急的时候,他们也会借钱借粮食,所以我,包括村里其他人与这几个地主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们家里没有粮食吃了,他们也会借粮食给你们,好歹也是乡里乡亲的,平常也是按辈分来称呼,遇到困难当然也会帮忙。
当时茶源村里富裕人家与贫下中农的生活差距也不是很大,那时的地主哪里比得上现在的一般人家?那时的地主最多就只有几亩地,就是靠着这几亩地打下的谷子来撑起一个家,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了。
(2)宗族关系
我们村里也有宗族,但是宗族内的关系也是比较一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像我这种没钱没地的人家就活的苦。古人就说:“无钱树木冻,遭难莫求亲。”没有钱的人家,自己家门前的树木也要跟着吃苦遭难,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一般的亲戚也不会搭理你,就算是同一个宗族的人也不会过来接济你一下,这就是世道!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1)对土地的愿望
肯定有想过多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要供家里这么多人吃饭很不容易的。多有土地,就不要交那么多的租,这样也可以少去人家借粮食吃。每次去人家借粮食,都是感觉自己像条狗一样去讨谷子吃。
(2)对土地的看法
那些地主或富农有那么多地还不是通过钱买卖得来的,平常一般人家没有谷子吃,就到那些人家去借一些粮食,有的还会去地主或者富农家借钱,以后还的时候就还粮食。贫苦人家越借越多,利息越来越高,到最后还不起了,就只有出卖自己的祖田用来抵债。那些地主富农得到土地的方式各种各样,真是花了很多心思。想一下也是很气人。
(3)对土改的反应
听说要搞土改了,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紧张的,贫下中农感谢毛泽东,打下这个天下,给我们受苦的老百姓自由。当时的一首歌不是这样唱么:“打土豪,杀劣绅,一个都不留情”。
(4)对共产党的看法
我们永新是1949年5月解放的,我记得当时摘丝瓜,那些解放军就从马路上整齐地走过去。那些解放军口渴了,在地里摘了一些白菜,并在菜地里做了记号,付了钱。解放军肯定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国民党的兵哪里是兵,就是一群土匪,他们抢完你的东西,不把你打一顿就算不错了。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工作队进村
我们村开始搞土改就是在1950年,我记得我的女儿还开始刚刚学会走路。当时来了两个土改工作队员,那些人好像是遂川的,带队的好像是姓邓。
(2)土改宣传
土改工作队员来到了村里,就召开了土改政策宣传的会议。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议,当时那两个土改工作队员在台上讲话,我们在台下听,不懂的就及时提出来,所以老百姓很积极。我当时由于不是干部,所以就没有发言。虽然我没有读过书,但是多多少少能够听得懂一些,至少他们说的话我能够听得懂,因为他们是用普通话讲的。
(3)扎根串连
土改工作队也会到农户家去访贫问苦,一般是去很穷的人家走访,给他们讲讲共产党的政策,并且让他们放心,马上会有好日子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去那些干部家去了解情况,其他的农户也很少去。
当时贫下中农成立了串连队,串连队里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到安福,到井冈山,各地都跑,到各地参观,感受新中国、新面貌,也可以看看其他地方是怎么搞土改的,顺便学习一下经验。
我当时是成为第一批土改积极分子的,土改工作队员说要培养贫下中农成为土改积极分子,我当时比较年轻,也愿意去做,所以也就很顺利成为了土改积极分子。
我记得当时我们村里成立了儿童团,小孩子们拿着梭镖站岗放哨。当时一首歌不是也是这样唱的:“儿童团,好勇敢,站岗放哨样样行,保乡为民打冲锋。”儿童团平时站岗放哨,练操,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事也是要他们去做。我的侄子当时参加了儿童团,担任儿童团的团长,他还给我们唱过一首歌:“站在家门口,望着天安门。”我后来就说他了:“站在家门口,望着天安门,爷爷这里没吃到,天天不出门。”就是说他吃得多,胃口好。
(4)成立农会
当时茶源成立了农会,还是茶源第一分会,解放初我们茶源是一个乡,分了四个地区,每个地区就成立了一个分会,我们茶源就是第一分会。
我当时也是农会的班子成员,不过我当时没有管太多事,因为还有其他人资历比较老的人来管事。我当时主要组织大家一起过来开会,平常有什么事都会叫我跑脚。要当农会干部主要就是要看成分,一般就是贫下中农或者共产党员才可以进农会。
我印象里有农会主席,还有一个文书,一个会计这几个人,后来有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其他的人员我就不知道了。当时的农会主席是厚门的刘元桂,其他的人也就记不清楚了。
农会平时主要是传达上面的文件和精神,及时告知农户播种的日子,还有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割。土改的时候,就是组织农民进行打地主,分田地,跟现在的村委会差不多。
2.划分阶级成分
(1)土改成分
我当时划的就是贫农,那时真的是可怜,真真正正的贫农,什么都没有。在解放的时候,当时还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就是说贫农和下中农相互团结一条心。
我全家都是贫农。我当时对划到的成分很满意,家里就是那么穷,这也是事实。
(2)成分划分
当时在我们茶源村划了五种成分,一是地主,二是富农,三是中农,四是贫农,五是雇农,其中中农里又划为上中农、中农、下中农三种成分。
地主和富农也就是有几亩地而已,主要是靠放租给别人,放高利贷也是很少的。贫农和下中农就是只有一点点田,平时还要做上别人的田才可以维持生活。成分主要是农会来划的,土改工作队他们知道什么,很多具体情况农会干部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我们茶源也有人划为了死地主,那个上台塘刘秃子不就是个死地主吗?
(3)划分结果
当时我们茶源村里就划了两个地主,一家富农,中农就比较多了,当时我们村里有差不多一半人是划为了中农,然后一半人划为了贫农。那个时候的地主就是有几亩薄田,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那些地主、富农也是省吃俭用,勤勤苦苦地劳作,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之前也是不相信,我后来到过这些人家才发现是真的很普普通通。就像后来把樟塘郭子明家进行查抄,没收他们的财产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一个方桌、几把椅子,有一个床而已,也是没有值钱的东西。
当时成分就划了一次,后来的土改复查就是对原先有划错的纠正了一下,但是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动。
3.挖苦根,斗地主
(1)挖苦根
土改的时候,经常会斗地主。他们冬天就穿着一件薄薄的衣服,天天被拉出来批斗。我们村里就斗了两家地主,贺兰她丈夫,还有泽公。那时经常在我们村里的老祠堂前开诉苦大会,民兵还有其他人要布置好会场,然后农会主席吹哨子叫大家到某某地方来开会。开会的时候,土改工作队坐在台上主持,农会的干部具体地负责开会。农会主席宣布诉苦开始,民兵就把那些地主押到前台来,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地主某某某。他们跪在前台,面向台下的群众,低下头不作声。之前受过地主富农剥削的人就站在前台来讲诉,有的地主平时对村里人比较和善,为人还算比较公道,所以斗地主的时候,也没有人对他动手动脚,最多就是有人会说,某某人曾经因为没有还上利息,所以把自己家的田拿去抵债了。虽然表面上这样说,但私底下大家还是比较敬重他,所以也就不会来真的。
(2)斗地主
那些之前受过地主、富农剥削的人就站在前台来讲诉,受过剥削重的人就想要打那些地主,但是,土改工作队强调过,对地主不能打,所以民兵会拦住诉苦的老百姓动手打人。有些地主就太不像话了,欺行霸市,放高利贷,贩大烟,什么东西都搞,这些人后来就被拉去枪毙了,不过我们村里倒是没有这种人。
开大会的时候,也有人揭发地主的罪行,现在是穷人的天下,当然要把过去地主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说出来。但是我们村里的地主没有那么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罪行要揭发,说得最多的还是我家的地什么时候被某某人收走了这类的。地主当然也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十全的好?所以,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大家在村子里生活了一世,平时也是以叔叔伯伯这样子称呼,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是要积德。
当时没有人会公开给地主说点好话,谁会那么蠢?那些地主斗得狠不狠,与其他人无关,只有那些受过地主剥削和欺压的人才会去说,平时没有受过地主剥削的人也就不吭声,就在台下看,农村人还是比较老实,你只要不撩我,我也不会撩你。只要不关自己的事,其他人也不会去管,你斗你的地主,我也不管。也没有人私下里给地主说好话。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1)没收土地和财产
斗完地主,就会查封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然后就一件件的登记,有几多田,有几多地,有几张椅子,有几张桌子,几只碗,几件衣服,几多金银首饰,全部要登记。实际上那些地主家有个屁东西,进去一看,跟普通人家也差不多。衣服也没有一件好衣服,穿的也是打补丁的衣服。查封和登记的事还是要农会干部来牵头做,土改工作队就是主要管土改的流程的,比如今天要斗地主,明天开大会,后天丈田,他们做的是一些大的事,再加上农会干部对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做起来也更加顺利。
当时我去台塘刘秃子家没收财产的时候,我没收到了一把斧头,还有一盏洋油灯。
(2)分配土地和财产
土地是按人口来分配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妇女,每个人平均都是那么多田。财产也是按人口来分的。由于东西有贵的和不贵的,重的和不重的,农会干部登记之后就会标价,然后每个人再抓阄,纸条上写到你分到什么东西,你就去领什么东西,没有其他什么好说的。分到好的就是好的,差的就是差的,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时候会开大会,只有经过群众大会上宣布之后,才有作用。平日私底下说的,到了群众面前是经不得考验的。公布之后,大家才知道谁分到了什么,谁分的好,大家心里才有底。
我家当时分到了四五亩田,加上之前的两三亩,就是有六七亩田。而且分田还是这样分的,如果你以前租种了地主两亩地,那么这两亩地也就算作分给你的,不够的再从其他地方补给你。
不同成分之间,也是按照人口来分。地主家有四口人那就按四口人来分田给他们,贫农只有两个人那就分给他两个人的田地。这一方面大家都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异。我记得刚解放的时候,每个人可以分到两亩多的田,已经算很多了。
当时牛我自己家就有,就没有分到,我就只分到了一张耙。分到了土地和财产,我也很满足。分到了田自己的吃穿不成问题了,交给国家的粮食比以前少多了,打到的谷子是自己的,自己当然很满意。
当时我也没有分到房屋和水塘,族山也没有分,我们这里是不准分的。后来县里出了个文件,说但凡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山林,不准其他人参加来分,也就是说这些山林归国家了。
(3)分配土地的过程
土改工作队会重新丈量田地,当时记得是一亩田就是六分田,用那个皮尺进行测量,量到哪里就在哪里插标记。农会干部就是本村的人,打着骨头连着筋,多多少少会给他们自己的亲戚带来点好处,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分配土地和财物的时候,老百姓都很老实,分到什么就老老实实地拿走什么,也没有觉得他分得多,我分得少,当时大家觉得分到了就是好事。
5.土改复查
(1)土改复查
茶源村于1951年完成了土改。土改结束后的第二年就搞了土改复查。复查完之后就发放了土地证,当时马健是永新县的县长,盖的就是他的章。我家的土地证还在,我看到其他人家说他们的土地证收上去了。
(2)查田定产
复查后,后面也搞了查田定产。当时规定了好田的产量是一亩田要打到六百斤谷子,一般的田一亩田也要打三四百斤。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1)生产情况
土改后,分到的田打下的粮食也够一家人生活,只要你愿意去劳动,怎么会没有吃的?旧社会那个时候都这样活过来了,现在新中国了,还不能吃饱吗?不过那时的产量还是不怎么高,每亩地只能打四百斤谷子,如果能够超过五百斤谷子,还会敲锣打鼓地到各地去报喜,去乡政府报喜。但是打下的四五百斤谷子,等再交一下公余粮,也只能勉强地维持温饱状态。
(2)生产合作
土改后,我儿子当时在上学,年龄还比较小,就没有让他来干田里活,家里也就是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算作劳动力。做农活的时候,劳动力就不够用,所以后来就加入了互助组。我们当时的互助组就有六七户人家。今天你帮我拭田,明天我就帮你犁地。统一做田,统一播种,统一割禾,这样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当时成立的互助组是临时的,后面就转为了初级社。
(3)收成情况
打下粮食之后,要向国家交公粮,一亩地的大概就要交三十斤谷子。我做了六七亩地,也就要还二百多斤。交完公粮以后,剩下的粮食基本够吃,至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饭,以前是半饭半糠的生活,土改后就好太多了。
(4)生产热情
大家种地的积极性有高的,也有不高的。一个地方总有勤快的,也有懒惰的。但是大部分人肯定更加卖力的劳作,大家都是靠做田吃饭的,分田到户后,做得好,那就粮食多,那么就能够吃饱,还有谁不拼命干?
(5)土地买卖
土改后也有出现土地买卖的情况,就是自己有多余的土地种不了,那就卖给别人,由于这种情况国家管不了太多,虽然不允许,但还是存在这种情况。只是私下里买卖,一般都不会说出来。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后,家里的生活状况比以前好多了,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我怎么可能能够把这一栋房子建起来?这栋房子还不是我省吃俭用一块砖一块瓦买回来把这房子建起来的。但家里的生活压力还是和以前差不多。只是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仍然没有钱。平常就是靠卖一点水果来挣点钱。那时候有首歌谣不是这样唱么:“一年当做半年过,一年更比一年强。”
土改后,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比较大,每个地方都有勤快的人,也有懒惰的人,这样就会分出差距来。俗话就说得好:勤劳才能致富。没有劳动,怎么可以创造财富?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1)农户关系
土改后,我家贫农的成分比地主、富农的身份肯定要高很多。但是我家与那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关系也是和之前一样,都是本村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难以用阶级一夜之间就把亲戚血缘关系全部抹掉。那些地主、富农在平常开大会的时候也会来参加,虽然解放后那些地主、富农身份地位变低了,但也允许他们参加,去听大会。至少他们还是知识分子,能够认得字。他们一般也是只听不发言,他们也不敢发言,一说话可能就会被批斗。他们要经常参加义务劳动,公家有什么任务,一般都会先叫上他们去做。
(2)村户关系
土改后,我和村里的干部都相处得来,一来我会积极去做事,二来不会随意发脾气,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我打交道,我和他们关系都比较好。
土改后没有像苏区革命时抓的那么严了。土改后的村庄风气虽然严,但是风气非常好。田地分到户了,大家干活就有劲头了,闲人就少了,大家都各自去为生活奔波去劳作,大家想富裕的心情很高哦。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1)土地观
我也听过国民党“反攻大陆”之类的传言,但我觉得他们也不敢,当年他们在大陆的时候都没有把江山守住,现在退到台湾还敢反攻吗?当时那些国民党的飞机还扔下了很多传单,有的还投下了大米,不过后来上面的人派人把传单和那些米都收走了,传单不让看。
土改后分到土地的感觉与后来1980年土地承包时分到土地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以前是集体做田,很多人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分田到户后,大家还是一样做事,相当有积极性。
(2)人际观
原先是同一个姓氏同一个房支的,到了人民公社的时候,我当时不是担任了大队书记么?上级的领导为了怕我和村里人闹纠纷,所以把我、狗子和王二麻子这几个人迁到了村子后面。但是与其他村民的距离比较远,平常去礼堂里的距离比你们屏山到我们礼堂的距离还近,你说这真是笑话。古人就说:“人怕众来嫌,肉怕众来叮。”所以这世界上好事真的很难做,做一件好事别人不会挂在心上,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3)社会观
土改之后,当时是全国都在搞修路、修桥和修水库这些活动,我也到过芦溪去修那个繁荣水库。
(4)土改观
土改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土改是一个国家大政策,打土豪,杀劣绅,分田地。我们贫下中农都分到了土地,从此再也不要给那些地主、富农做牛做马了,所以这种被解放的心情是难以说出来!
土改运动肯定好,做田不要还租,做田打下的粮食是自己的,打得多那就吃得多,那个时候谁不喜欢?人人喜欢,人人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生产资料入社
互助组就是我开始当副队长的时候,也就是1953年上半年的时候成立的,互助组就是搞了两年多一点,到1955年就转为了初级社了。到1957年又转到了高级社。1958年就是到了人民公社,当时我们村就划到了市田人民公社。
搞集体化的时候,我家的犁和耙都交到公社里去了,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自愿上交的,国家有这种政策,我们都是自愿把农具担到公社里去,牲畜也牵过去,后面又去领回了犁和耙,但是又由各个生产队去领回,领回后都交到生产队里,出工时就去生产队里拿那些工具。
(2)对集体化的认识
集体就没有单干那么好,集体是劳作之后分的那点东西,单干就是多劳多得,所以当然还是单干好。搞集体的时候,出现磨洋工情况很正常。那年我记得我在梅塘做交换人员,夏季农忙的时候安排大家晚上要割禾,哪个人不是在农场里歇?他们看到我过来时,就赶紧拿起镰刀“嚓嚓嚓”地割。我就说:“大家怎么不作声……”
人民公社的时候,由生产队长吹哨子,集体出工,会分队分组来劳作,做得快的就可以早些散工,做得慢的半天还没有看到起色,这就是没有积极性。吃大锅饭,大家做起来不精神,但吃起来相当有劲,每个都吃三四碗。到1958年没吃的时候,大家就受饿了,人饿得都浮肿,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一不小心跌下去就可能爬不起来了。当时每个人的一天的口粮都量好了,就是四两饭,不劳作的人四两饭还勉勉强强活得下去,对于那些后生小伙子一餐就要吃四两,长此下去,那些年轻人哪有力气去做事?做起事来都是用铁锹把立起来,把下巴靠在铁锹把上说话。你看当时是有多惨!我们村里就饿死了一个人,不过他是没有劳动能力,不能天天到食堂来打饭,后来就饿死在自己的床上,死了一个礼拜才被人发现。
集体化对农业发展还是有一点帮助,集体化,人多力量大,把很多的水库都弄好了,这不是造福后代亿万子孙?就是到现在做田还是依靠这些水库里的水,所以集体化还是有用的,就是集体化里平均主义太厉害了,搞得想劳动的人不想动了,因为反正你做了跟没做的记的工分是一样的,与其是这样,那还不如省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