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我叫宋福强,生于1939年。我在1948年开始读书,初中文化水平。土改时,我家里还没有分家,家庭成员分别是爷爷奶奶、大爷一家、二大爷一家、三大爷一家以及我家。具体来说,1949年解放以前我大爷刚刚去世了,他家共有六人;二大爷家有五人;三大爷家共有三人;我们家有三人,所以家里一共约有十七人。等到1949年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分家,主要是因为土改马上来临,而我大爷家和二大爷家都有钱,我家和我三大爷家没钱,我们就在土改之前自己先分了一下,主要把我大爷家和二大爷家的地分给我们两家,如果等到工作队来进行土改分田,他们两家就很有可能被划为地主、富农,内部分完土地之后我们四家就都属于中农成分。

我们宋家是个大家庭,男劳动力有七人,女劳动力有五人,家里虽然一共有七到八个小孩子,但是没有丧失劳动力的病人或者残疾人,老人只有我爷爷和奶奶,因此家庭负担不是很重。据我爷爷回忆,我们这个大家庭祖上人最多时能有一百多人,后来随着分家人就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家的劳动力始终够用,从来没有雇过工人。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土改以前,我家主要依靠种地谋生,我也依靠种地谋生。我的家庭成员都是中农成分,家里没有富农或者地主,亲戚中也没有人是富农和地主。我们一大家子人一共有五六十亩地,主要种黄豆、高粱、谷子这三样粮食作物,足够自己家食用。除此之外,我家还卖瓦盆,我记得只要一到冬天农闲时我就去卖泥瓦盆,每次都要赶着车去集市上卖,只为赚点零花钱。虽然家里没有养鸡鸭等家禽,但是家里都有牲口,足以满足我家的种地以及出行需求。

土改以前,家里的生活开销主要是吃喝,粮食是自己家产的,菜是自己家种的,对于衣物之类没有特殊需求,只要有穿的即可,家里的开销不是很大,家里的经济水平在村里处于中间位置。我家里从来没有贷过款,均靠自给自足,日子虽然过得紧,但是一家人都很和睦,没有发生过冲突。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以前,家里共有五六十亩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依靠这些土地的产出,土地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的爷爷、父亲包括我,我们都是朴实的农民,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1949年解放之前,我们这里还没有种植玉米的农户,家里最经常种植的作物便是黄豆、高粱和谷子,虽然亩产不高,一般来说,豆子一亩地打二百多斤,高粱一亩地打三百多斤,但是除去交税的粮食,剩下的还是基本够用。每次交公粮的时候都是粮食,没有交过现金。

土地的产量也和地的好坏以及施肥程度相关,比如好的土地,如果再多上一些粪肥,就能多打一些粮食。一般来看,上一次粪肥可以顶三茬[1]。但是种地也有讲究,要讲究轮作制,比如第一年种植了黄豆,下一次就种高粱,高粱之后再种谷子,谷子之后再种植黄豆,这样就能使土壤不易板结,能够产更多的粮食。

土改之前,我家里没有换工。换工的时候一般采用就近原则,但基本不会和外村的人换工,只是劳动,不用供对方吃饭。我家里也没有请工或者雇工,如果雇工的话就算是剥削劳动力,对后期评定成分都有影响。土改之前村里还没有成立互助组,所以我并没有参加过。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前,村民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我个人认为土改之前的人情很重要,并且重于金钱;但是现在就相反,现在是钱情重于人情。比如,现在给别人干活就必须要掏钱才行,如果不掏钱就不会干活;而在过去的时候,只要关系好,白干一个月活都没问题,有时只要请他们吃饭即可。

我家和村里富裕户关系都一般,来往不多。因为我家是中农成分,从来没有剥削过别人,也没受别人剥削过。村中农民之间的生活差距一直都有,有的贫农、自耕农因为家穷还会选择外出要饭。我们家里也不富裕,没办法接济这些穷人。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我一直认为土地多点比较好,因为粮食产量比较低,但是如果地多的话就能多打一些粮食。我们家属于中农,因此土地基本够用,一年产的粮食除去交公粮基本够吃。等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也不闲着,我还会去集市上卖泥瓦盆挣些零花钱。我认为大户土地多是自己拼搏来的,我虽然羡慕但也没有办法;而对于村里没有土地的农户,我虽然也觉得他们可怜,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感到自己比别人的生活好或者地位高,大家都是农民都一样。

土改的时候,我们没啥反应。因为我们家困难,我大爷和二大爷家富裕,他们通过不断攒钱买了不少土地。在工作队来之前我们内部先分家,把几家的土地都平均了。等到工作队来了之后,我们四家都变成了中农,土改时期奉行中农“里不出外不进”的原则,因此土改对我们家也没啥影响。这么一看,我觉得那时候真挺好,因为土改之后大家都一样,我赞成共产党的做法,土改真的让穷人都能吃饱饭。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对于工作队进村这件事情的具体细节我可能记不清,大概在1947年秋季时便来到了村里。1949年成立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1947年左右便开始来回拉锯[2]了,即今天来了解放军,明天来了国民党,他们会在这里打仗;等到1949年时就没有国民党了,都是共产党。

工作队的人都是上头派来的,应该是从新民或者沈阳来的干部,他们之后还在村里成立了农民会,这些工作队的干部总是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具体怎么干、按什么步骤进行,我认为共产党进行土改是有计划的,工作队到了村里之后也得按照政策和步骤走。村里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土改是什么,要不是工作队来人宣传教育,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还是政府号召,单凭一两个农民去想这些事情,根本办不好。但是,村里的农民都配合,都很积极,尤其是村里的困难户,他们十分配合,因为土改之后他们就有粮食、土地和房屋了。

土改的时候成立过一个组织叫做农民会,我记得会长叫做陈永利,他的岁数也挺大,手下还有几个帮忙办事的人,后来也都在政府当干事了。陈永利当上会长也是依靠农民选举选上去的,不是依靠任命,主要因为他比较明事理,经历的事情比较多,经验丰富,村里的人便选他当会长。我基本没有参加过村里的这些会议,对于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2.划分阶级成分

我和我的家人均是中农成分,我们家没有剥削过别人,家里的亲戚也没有地主或者富农。土改规定了成分的划分标准:中农成分的人每人拥有六亩地,超过六亩地属于上中农,不够六亩地属于下中农,再往上的成分是富农和地主,再往下的成分是贫雇农。人均超过一垧半地会被划为地主,主要是因为他们家里的地多,并且还有房产;雇农一般连房子都没有,常年租房子住。我们家人都认同工作队给家里划定的成分,自己或者其他人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大伙都愿意。

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村里都开会,主要是工作组给村民开会。他们还事先和老百姓宣传政策,让百姓都清楚这些政策之后再分地。村里地主的地和房子都给贫雇农平均分配,让他们也能在日后不挨饿、不受冻。村里好像只划分了一次成分,并没有进行过二次划分。

3.挖苦根,斗地主

村里批斗过地主,还有地主游街走。比如三面船的陈焕南,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地主,后来便被镇压了。批斗地主的次数我记不清楚,就记得划地主成分之后让他们蹲黑仓子,即把他们关在谷仓内后集中在一起进行管理。村里还召开了诉苦大会,开会时的场面也挺好,有带头喊口号的人,也有上去诉苦的人,还有人专门算剥削账。

在斗地主的时候,这些地主要先上台进行发言,之后再受人民的批判,有的人也会动手,但是不多。我们家属于中农成分,跟地主始终没有什么瓜葛,也没斗过地主。家里人也没有在公开的情况下或者背地里给地主说好话、求情等,但是村里其他的村民就不一定了,他们也有可能背地里说好话。我认为,过去的地主也不光都是恶的,还有善的,假如地主在平常给穷困老百姓一些好处,这指定[3]得在背后跟大伙说点地主的好话。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土改需要搞斗争,因此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都被没收了,没有箱子、柜子的穷人就会去地主家拿东西。有的地主实在害怕便逃跑了,他们留下的房子全部被贫雇农分掉,还有农具等,没等到工作队开始划分就已经被手快的农民私自拿走了。我们家的东西足够使用,从来没有去拿过地主家的东西。

那时候有农会、工作队,他们总是在一起开会,主要研究如何分配土地和财产,在分配土地的时候,都是好地、孬地搭配着分。分配土地之前都进行了立界,即在地上先标上号,再按号往下划分。这些干部不敢多贪多占,凡事都讲究公开透明,在分配土地和财务时大家也没有争执或争吵,土地和财产分配得都很顺利。

5.土改复查

土改是在1949年解放之前结束的,后来没有进行过土地复查,也没有清查漏网地主,因为工作队做事情很仔细,并没有农民的成分被划错。但是村里组织了查田定产,其标准是按照一、二、三等地进行划分。查田定产之后还得交公粮,一等地会多交一些公粮,二等地要少交一点公粮,三等地会再少一点。定的交公粮的标准也不高,因为粮食的产量低,高粱亩产约为三百斤,谷子亩产约为二百斤,黄豆亩产约为二百斤。有的地好,再多上点粪,粮食的产量就能高一些,否则就少一些。

向国家交公粮的标准即按照土地的等级进行上交,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我记得不太多。每年交公粮的时候,家里都要赶着花轱辘车去新民县里送粮食。具体的数量记不清楚,但是大概每次要拉五口袋甚至八口袋粮食,一个口袋就要有一百二十斤。虽然交了这么多公粮,但是我认为家里的负担不算太大,生活过得还可以。等到1954年的时候便是互助组,之后在1956年左右成立初级社,1958年成立高级社。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之后,我们也分完了家,家里一共不到两垧地,但是这些地也足够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地里种植的作物主要由有高粱、谷子和黄豆,后来才普遍种植苞米,粮食的产量也就逐渐上升了。虽然前期的亩产不高,即豆子每亩产二百多斤,高粱每亩产三百多斤,但是除去交税基本够用。我们家的土地数量基本没有变过,更没有买卖过,土地是农民的最大依靠,不能轻易买卖。

我记得是在1954年左右成立互助组,1956年成立初级社,1958年成立高级社。上边号召成立互助组,村里的农民都得加入互助组,再之后才是合作社。参加互助组的时候我把自己家的牲畜、车、农具等全部上交,没有留下任何农具。互助组里会选一个组长,还有人专门负责管账记录我们上交的物资。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之后,自己家的土地能多打一些粮食,也能有一些积蓄。在1954年的时候,我们家和别人合买过一台缝纫机,买缝纫机比现在买汽车还要厉害,我记得那时买缝纫机花了一百八十多块钱,这是和其他两家一起买的,我妈妈通过学做活给别人扎鞋帮子、做衣服来挣零花钱。1954年的时候,我父亲还去沈阳当工人,因为他觉得种地没意思,还不如当工人,便去沈阳的皮鞋二厂上班,一直到退休。

土改之后,地主家的生活变化挺大,因为地主家的地都被分了,有的地主还跑了,他们的生活也不好过,在村里也不敢抛头露面,有什么事情他们必须参加,如果不服管教的话容易被批斗。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以后,各家生活差距不太大,因为各家都有了自己的土地,虽然生活清贫,但是都能有吃的和喝的,也有地方居住。我们家是中农,没有人欺负过我们,我们也不去欺负别人,大家相处得都很和睦。我家始终和地主家没有太多瓜葛,都是各过各的生活。我家和农会这些干部的关系也一般,也没什么大的变化。从整体来看,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农村的风气和以前相比也没啥变化,风气一直都挺好。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土改后,每户的地都差不多一样,基本上平衡了,而且分地的时候也是好地与孬地搭配着进行分配,大家都差不多,我很赞同这种做法。按土改时期的标准,差不多每人都有五六亩土地,地的亩数虽然不多,但至少能够满足大家吃喝,村里拉棍要饭的人也在减少。土改后我没有觉得自家地位比地主富农高,我不欺负他,他也没欺负过我,这一个村里的人都挺好,都挺和谐。如果需要出工,比如修路、修大坝,我们都是统一规划前去。我们没有人不同意共产党的做法,尤其像我们岁数大的老人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什么事情都会跟着党走。土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大伙都有土地种植、有粮食吃,我们不用挨饿。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1954年开展互助组,但并没有把牲畜集中起来;等到1955年时才把牲畜、车辆等集中在一起,但是村里给我们算钱了,就像入股一样,国家不是白拿我的东西。我认为集体化那时候也糟践了不少东西、扔了不少地,很多土地都被撂荒了。但是集体化也是国家的一种形势,我们百姓都得跟着干。我倒是认为土改没有白搞,现在土地承包个人了,但所有权还是归国家所有,个人只是拥有经营权。我认为不管到任何时候只要跟着国家政策走才行,否则容易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