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我叫刘玉文，生于1935年，祖籍为辽宁省沈阳市。1944年开始读书，高中文化水平。土改前我家的人口数量比较少，一共有九口人，分别是我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堂哥、爸爸、妈妈以及老叔，但是我老叔身体有残疾，干不了重农活。因此，我家的男劳动力有两个半，我大爷和我爸是两个，我老叔只能算半个；女性不算劳动力，她们主要在家做家务活。我的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他们早已经不做农活。因此，家里种地的时候都是靠雇人，一般都是雇用短工，他们都在我家里吃饭，干完活之后再给他们一起算钱即可，我家从没拖欠过他们的工钱。我家没有几个小孩，丧失劳动力的人只有我的老叔，没有别人，因此家里的负担不是很重。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土改之前，我家的经济情况还可以，主要依靠种地，家里的经济水平在村里属于中等水平。家里主要依靠雇人种地，每年雇用的工人也基本固定，不会频繁更换，干完所有活之后才会给他们发放工钱。除此之外，我的爷爷还开了一个油房，这为家里又带来了一笔收入；我的父亲还给别人摆船，也能赚钱养家。家里没有养鸡鸭鹅，偶尔会养猪，但没有外卖，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自己食用。我家里的生活开销不是很大，主要体现在吃喝方面，其实也用不了太多钱。家里衣服、鞋子、被子等都是买来布料之后自己亲自缝制，因此也花不了太多钱。民国的时候家里贷过款，我记得有一百多石的高粱贷，因为我大爷、父亲和老叔需要结婚娶媳妇，我的爷爷奶奶便贷了款。到了伪满洲国的时候，日本人来了之后允许农民种植大烟，我家在种植了一年的大烟之后才把饥荒还清，否则不知道还款要还到何年何月。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前，我们三大家共有六垧地，种植的作物基本不变，有时种麦子，有时种黑豆，产量每亩约为三四百斤。但是土地的产量实在太低，还要交税，我父亲便去给别人摆船挣钱，再经过一点点买地才攒下了六垧多地。我家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亩地，通过每次买五六亩地才能不断聚少成多。土地虽然多了，但是家里劳动力不够用，家里便依靠雇工。这些雇工基本都为本村的村民，没有外村的人，我家对这些人都很熟悉，他们干活也十分卖力、踏实。我家没有养过大牲畜，也没有太多农具。雇工每次来干活的时候，他们都会带好一切农具，如果发生损坏，家里还会帮助他们进行修补。家里没有请工或者换工，我家劳动力太少，没有人愿意和我家换工。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之前，本村村民之间的关系都很好，人们很看重人情。我家和村里这些富裕户关系都一般，我们家是中农，没有剥削过任何人，即便雇用了短工，我们也是按时付给他们工钱，没有半点克扣。我家和普通农户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毕竟贫下中农属于一家人。普遍来看，村里的生活差距并不是很大，即便是大户家庭他们吃的食物也没有很好，因为想买好东西也买不到。我们村上没有几个大地主，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即多买地，因此大家都想着攒钱，都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我家里和亲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事情的时候我也是找亲戚帮忙，毕竟我们都有血缘关系，会真心实意地为对方办事。比如我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我找亲戚来家里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相对应的亲戚家里有事时，我也尽心尽力，尽自己最大所能去帮助他们。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我认为还是土地多一些比较好，要不然没办法生活。农民们都知道地多能活，地少不能活。对于土地多的农户，我没有太多想法，我只是土里刨食的普通农民，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挣来的一切，家里的劳动力如果多，就能占据很大的优势，别人羡慕、眼气都没有用。对于一点地都没有的农户，我们也没办法可怜他们，他们始终没有种地，就只能给别人家扛活维持生活。其实村里农民们之间的生活都差不多，谁也没比谁高一头，只要管好自己就比什么都强。我对于土改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反应，只知道政府下命令要分地，分地之后农民们可以平等。我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更好，因为我们农民不用再受欺负、受气。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947年秋季左右工作队来到了村里，应该有三到五个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新民县里过来的干部，主要为了指导村里的工作。工作队下村之后，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土改宣传，还总会开会，但因为我年纪小，村里不让我参加，我的父亲和大爷都参加过。扎根串连这件事情我记得，串连主要指工作组来到村上，他们先找两三个苦大仇深、受人剥削的农民，再不断扩大规模将相类似的村民汇集在一起。我记得我家附近分了三个大组，后山那里分了两个大组，四台子那里还有一个大组，一共六个大组，六大组会选出一个总组长，那时候不叫排长而是叫大组组长，村民在工作队以及大组组长的指挥下做事。
土改积极分子很热衷于扎根串连的事情，而且村里的贫困户也十分积极，因为他们身无分文，通过张罗土改他们才能分到土地。村里没有贫农团，但是成立过农民会，农民会还有主任、副主任以及文书。农民会的干部和几个大组的组长互相商量事情，之后再向互助组汇报，互相研究筹划土改事宜。对于我们普通农民根本无法参与，等到之后团结贫下中农时我们才可以参加。农民会具体做的工作包括调查土地、研究土地等，之后将村民的成分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等。农民会最开始的主任叫做陈学文，副主任叫做赵景武，文书叫做侯邦典，对于其他人员我则记不清了，我家没有人担任过农民会的干部，全部是普通的村民百姓。
2.划分阶级成分
我家人的成分都是中农，这是工作队和农会划线共同决定的，他们也是先调查土地情况才划定成分，我对这个成分十分认可，外人也没有意见。对于土地的调查也有讲究，农民种的土地有自己的，也有从地主那里租来的或者典来的，但只要经营权在谁手中，土地就算是谁的。羊草沟村在划分土地的时候，按照每人六亩地的标准执行，这个杠是中农标准，是农会和工作组共同研究出来的标准。对于没有土地但是有家产的农户，则要把他们的家产和土地合在一起权衡，之后再给你算成分。一般来说，超过八亩地就算是小地主。我们本姓族人没有地主，也没有死地主，对于死地主这个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人都不在了，就不用再划成分了。村里只划分了一次成分，划分成分这件事情大概经历了三到四个月，等到都弄明白之后才算最终定下来。我们这个村里的中农占比约为百分之十左右，地主和富农一共有八九家左右。
土改时期也有翻老账的农民，四台子赵家认为自己委屈，不应该被评为经营地主，因为家里只是给三面船陈家经营土地，陈家的土地要经过赵家之手再往出包，工作队因为这个给赵家定了地主，但是工作队掌握的材料也不全，赵家反映了几回也没把这件事情解决。
3.挖苦根，斗地主
村里批斗过地主，如果不批斗他们、不打他们的话则不会说实话，我记得大型的批斗会就有五到八次，小型的批斗会则更多，一旦贫雇农等人看他们不顺眼，就会糟白[4]他们一顿。对于名声大的地主，批斗的次数就越多；而对于破落地主，像村里的郭顺普，他没有多少财产，只有五亩林地，平时也不和外界联系，墨守成规地做自己的事情，他基本没有挨过批斗。村里也召开过诉苦大会、公审大会，老百姓的反应都很强烈，大家都积极参与，并且揭露地主罪行，进行诉苦等。算剥削账的情况不多，主要是诉苦，比如给干活的钱给少了或者没给足，都算是诉苦。
恨地主的村民也有，他们也有人打地主嘴巴，还有“亲撵陀子”的，在三九天的时候开批斗会，之后让地主把衣服、裤子都脱了，让他躺在冰凉的撵陀子上面，十分遭罪。我没有揭发过地主，我那时年纪小，也不让我参加。公开给地主说好话或者同情地主的情况基本没有，背地里同情的情况可能会有，但是我不清楚，我认为谁都有个三前两后[5]，可能会有帮他们求求情。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贫雇农基本都没有房子，只能把地主的房子给贫雇农分掉。工作队的干部们也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土地和财产，对于地富的土地和财产，除了没收多的土地和财产之外，其余的东西不允许进行分配，因为也要给地富留下一条活路。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是按家分，贫雇农能分到什么就算什么，村上不会组织全体村民一起分土地和财产，今天分谁家，谁要是想去就去分配，如果不去也就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家属于中农成分，家里人没有参加过分配土地和财产。我记得在分郭家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去扛包袱、扛粮食，我们家的人都动弹。分配的时候也进行了查田定产，一个大组出一个人定木尺进行丈量，丈量好了之后贴上标签，再给人们进行分配。在分配土地和财产时并没有干部做出不公平、自私的举动，他们不敢贪污腐败，农民也没有因为分配土地和财产而吵架。
5.土改复查
土改是在收拾完秋、第二年种地之前完成的，具体时间在1948年春天。土改结束之后没有进行过土地复查、清查漏网地主等，因为这些事情都属于眼皮子底下明摆着的，属于针尖麦芒算了又算的，村里并没有出现过被划错成分的情况，分完土地之后还给我们发了地照[6]。我们这里组织过查田定产，根据土地的类别估计产量，我们家的产量每亩在三百二十斤到三百五十斤左右，我认为估计的产量还挺合理。向国家交公粮的标准一般一年一个数，家庭负担不算很大。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之前我们这个大家就已经分家了，我们家分到了二十三亩耕地，家里的土地在土改前后没有变化；种植的作物有高粱、豆子，还有麦子，这些粮食足够一家人的生活，产量还是和土改以前差不多，基本没有变化。一年的收成要交给国家百分之六七，交的粮食主要就是高粱，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送到新民县城，一年的收成最终能剩下六七千斤，足够全家吃。分家之后，我家一共三口人，在土改之后便加入了互助组，之后还加入了初级社和高级社。主要是邻居互相帮扶，这些都是短期的，而且互相帮扶的对象还有可能会变化，并不是绝对。土改之后我们的种地热情也很高，因为你要是不干活就没办法活。我家还买过六个“骨碌”[7]的耕地，因为盖房子时家里的地方太窄，十九根半垄[8]根本盖不下三间房，就在借比子那里匀了六个“骨碌”，除此之外没买过别的耕地。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之后，我家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也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家里的收入情况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对于村里农户之间的生活差距，我认为也不是很大。但是从劳动力来看，假如一家五口人有三个劳动力和五口人有一个劳动力，这两者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尤其在挣工分的时候这个差距就更加明显。地主家的生活变化比较大，因为他们家里的土地都被分了，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也比较大。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土改以后，各家生活差距不太大，各家都有了自己的地，不管好的赖的大家都能吃饱。我家和其他农民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无论是地主还是一般农户，我们的关系没有很大的改变。我和农会这些干部的关系也一般，因为家里没人当官，和他们关系都差不多。我家和亲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没有很大的变化，有事的时候我们依旧会互相帮忙。村里的风气要比土改之前好，日子也越来越好，村里小偷小摸的情况也少了。村民都有土地耕种，家里的生活不再那么清苦必然会使得村庄风气变化。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土改后每户的土地都差不多一样，大家基本上也都平等，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我认可这种现象。土改时分地和土地承包时分地差不多少，因为形式都一样。土改那时也是按照土地数量和人口进行分配，现有的土地、人口也会重新分配。土改之后我没有觉得自家地位比地主、富农高，我不欺负他们，他们也没欺负过我。土改后的家庭内部关系也还是和以前一样，大家都为了生活努力干活。比如说今天修道，让出劳动力，大家都得积极参与。总的来说，我认为还是共产党好，毕竟新政权就有新气象。土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农民们都平等，对比过去就会发现原来根本不平等，像陈焕南家里有两千多亩地，而有的普通农民连一垄地都没有。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土改大概过了三四年之后开始实行互助组，在两年多之后成立初级社，大概是在1956年左右成立的初级社，在1958年成立了高级社，我家都是自愿加入初级社、高级社，也是自愿将土地上交到集体。现在来看，集体化基本算白搞了，还是自己种地的效率更高，集体化时期种地的效率太低。土改分完东西之后又归集体所有，这便属于白忙活。但是我认为土改不白搞，因为土改毕竟让农民自己种了几年土地，农民也得到了一些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