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阶段整理
（一）土改的基础和背景
1.土改前的家庭基本情况
我叫张金莲，生于1934年，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长庆村。我父亲家是地主，我四十天时候被抱到婆家去，因为娘家的姐妹太多，我这个做女儿的就被抱走了。我是带着粮食去婆家的[10]，也有糖，父母将所有的食物都准备好了，才把我送走。
土改前我婆家五口人，我和丈夫、公公婆婆，还有我家小蛮[11]，他现在七十多岁。我们家里的劳动力为五个人，大家平时干农活，小叔子会去读书。距离解放军来到村里已有六十七年了，我不记得具体的年份时间，只根据我的孩子的年龄来记事情，比如我家的小姑子已经六十七岁了，她出生的那年解放军进村，那时候军人们挑着担子摘菜，我对这个画面印象深刻。
2.土改前的家庭经济情况
小叔子读书之时，问我要十二块钱去旅游，并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地点。我有个叔叔很能干，比较有钱，我便找叔叔打个商量，叔叔问我原因，我便回答我家老蛮要十二块钱，我拿不出来。叔叔有钱，但他要去抓猪崽子回来饲养，没有余钱给我了。我便让叔叔先把钱借给我，下一次集市时候我就把钱还上来。那次逢街我就拉了两车番薯叶，有一个谭师傅是养猪的，刚好愿意出六块钱买一车番薯叶，我这样就拿了十二块钱还给了叔叔。
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一般，基本上打零工得了钱都要来供小叔子读书上学。我父亲那边时常挂念着我，说我要是不够钱可以回家里拿，我公公去了两次拿米便不好意思再去，总是去也是不对的。
3.土改前的土地经营情况
我们家在解放以前是没有土地的，耕种着我大伯家里的，本来是在一起生活，但大伯家里不喜欢这样，我们后来便借别人的土地耕种。
4.土改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在没有土地之前，我们家不会与邻居换工，我先前和牛住在同一个屋子里，这边是牛，那一边是我的灶，牛一动，泥巴就从墙上剥落下来，洒得到处都是，就连牛棚都是大伯家里的。大伯是解放那一年冬天死的，我们这才过继了他家的土地。
我们这边不关注宗族关系，没有听说过什么长老。
5.土改前的土地观念
我家住在长庆村的上片区，此处是没有地主的，有钱人都住在中下片地区了。平时看到地主我们便远远地走开，知道他们很凶，不敢去招惹。那时候有想过有自己的土就好了，后来就真的有了。
在1949年之前我不了解共产党，解放时候看到过埠街上的店子上插红旗，就知道是共产党来了。听到要土改了，我没有想法，因为不懂啊！解放的时候我才十几岁，我当时会打鼓，尤其是腰鼓打得好，扭秧歌也能来一段，还有唱歌啊，我都很擅长，那时候的娱乐活动不多，只有这些花样。快要土改的时候过埠汇集了许多人，全部到街上去，不少工作人员防止犯罪分子出现。
（二）土改的过程和经历
1.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1951年，过埠街上那个姓温的工作人员到了我们村里，不知道现在他还在不在世。他名字叫温年福，是专门来指导土改的，还有石凹下的一个陈姓干部，也被分在土改工作队，这几个人我有印象。
扎根串连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婆婆不让我出去。我们这边有贫下中农大会、农会，但是我参加的是青年团和妇女团。那时候我要一起去宣传政策，但是我的婆婆非常不愿意。政府当时把我的一切申请都批示下来了，但是我的婆婆依然十分反对！那时候他们要把我调出去，我的婆婆就说，我的老公已经去当兵了，家里就全靠我做事，我不能走。政府的人来到家里做工作，说张金莲你的申请书已经批示下来，我婆婆突然就歇斯底里喊道：“谁都不可以叫她走！”家里的亲戚也过来劝说，这是好事，让婆婆放人。婆婆就说，如果我走了的话，她便要跪在我身后，让我无法安心做事。看见婆婆情绪这么激动，我便也只好留在家里了。
2.划分阶级成分
我家成分是中农，因为过继了大伯家里的土地，这成分是大家举手通过的，没有人不同意。选干部时候倒挺有趣，就是拿着豆子，每个人面前一个碗，我同意你就放一个豆子进去，用这种土办法。
干部开会来研究，哪些人是什么成分，然后就给大家说，大家举手表决，一直修改到通过为止。那时候大家会相互监督举报，贫下中农是属于条件比较差的，有时候可以得到一点补助，百把斤谷子什么的，但是又会怕人说自己吃得好，晚上才敢偷偷碾米。他们将谷子放进泥水师傅做的那种工具里压破，再把谷子藏起来。村里的地主是杨集成、张光潜、朱慈茂，还有蛇形岗那边好多姓王的，其他的人太多了记不住。
3.挖苦根，斗地主
挖苦根的时候大家会上前来诉说地主的恶行，一般都是积极分子最先上前去煽动情绪。那时候有一个大龄女子要出嫁了，然而地主家丈夫却还是个小孩子，当时婚姻全凭父母做主，这女子内心很痛苦，便题了诗：
我十八嫁了个七岁郎，
我一脚踢你就出间房。
我十八嫁了个七岁郎，
要搬个凳子给你上床。
她一边哭一边说自己心里的苦水，这种事情很常见。
到斗地主时候我们就会把地主绑起来，民兵拿着枪对着地主，让他们跪在破开的柴上，这样逼着地主说出自己的恶行。很少有人敢求情，我们看着就觉得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4.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
土改期间有很多趣事。蛇形岗王赵银的老婆是个奸诈的人，我们去了好几次才将他的财产没收上来。地主有很多小心思，你让他交出财产，他便拿出两个银圆来，再逼问他们一下，又给几个。家家户户的坪上都会打着叉子[12]，地主把银圆用纸包成一筒筒的，藏在叉子下面。我们斗他几下，他就从竹竿里面把银圆掏出来。这种情况下，几天之后我们还会复查，比如某个晚上又把他抓出来斗，说：“你们家这么多钢洋，你就要拿出来！”
我的父亲也是地主。本来他是逃跑了的，后来又被人报信了，被抓住了。我的父亲是良善地主，没有做过坏事，我父亲对我一直很好，有粮食就叫我们去装，我们要什么都可以去拿。给我家里做长工、做牛头的，待遇都不差。我是回去家里玩的时候知道的，临近年关父亲便对工人说，带一些米回家去，如果做了米果[13]，就让工人带回去。牛头便对父亲说，张道[14]我今年的谷子已经挖走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米？父亲就说，你给我干了一年，谷子就是谷子，米就是米，你不领这么多回去喝西北风啊！不少陈屋的人说，看到我的父母那样被抓去斗，看着十分心疼，因为我的父母是好人。
分配土地过程很简单。地主的财产放在一个大竹垫上面，按照顺序来，村民们一个个过去拿，领完后登记好自己的名字。我家没有分配到什么东西。那时候都管理好严格，大家不敢徇私舞弊，也不会发生争执，谁先去就谁先得。
5.土改复查
1953年的时候土改复查，那一段时间我在生孩子、奶孩子，家里一团糟糕，记不清楚了。
（三）土改的结果和影响
1.土改后的土地经营情况
土改后我家土地没有变动，一家人生活倒是足够，主要种植的依然是水稻。
土地不可以买卖。
2.土改后的家庭生活情况
土改之后我家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村民之间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想过要发家致富。地主生活就是苦了，没有田没有土，自己要开始参加劳动了！
我们去搞副业，担着杉树去过埠街上卖，买家说是八十斤，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秤给我们看，实际上那一担一担的杉树有九十多斤，就是这些高强度的劳动使我落下病痛。那时候看着别人都能扛着这么多东西去卖钱，我们也觉得自己可以，但是我骨头不够硬，身体受到了损伤。每次干活的时候，我们把杉树扛起来，用绳子绑住，送到茶馆店的老二子手中，那里会收购。每次干活可以得到三十升谷子，已经十分可观了，但杉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砍伐的。
3.土改后的社会交往情况
我们家里面一直做人都不错，和村里面的关系都很好。我人缘很好，我大伯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守信用，十分可靠。地主他们不上我家这边来，不会来往，不知道他们如何了。村干部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贫下中农之间比较团结。
4.土改后的观念变化情况
土改之后大家都是一家人，当然是一样多的土地，我也不懂什么大道理，毛主席就是这样说的。那时候妇女的地位就提高了很多，会过三八妇女节，有很多人敲锣打鼓地进行庆祝。男女平等了大家都一起读书，以前可不是这样，女人地位很低，就是多看了别人一眼，都会被说是没规矩。过埠街上还有黄光华夫妇，他们都是跳苏联舞的，在当时算是风云人物了，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
修水、修路我都去了，队上要我们去当然就要过去，在修水利的时候，我的小孩子都还在吃奶，早年的纺织技术不成熟，我们穿着很薄的衣服在劳动，我的小孩子想要吃奶，把我的衣服都扯坏了。我就觉得党好啊，政府好啊，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来。
5.土改对农业集体化的影响
入社的时候我家什么都交上去了，因为大家都说要交，我就不敢不交。我的大女儿在入社的时候出生，她如今五十余岁，就说明人民公社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入社后村里建了食堂，因为没有粮食，干部们号召村民到山上挖木薯，什么能吃大家便挖什么回来。大女儿出生之后营养不够，头发因为营养不良掉光了，她在食堂化的时候吃了很多亏。我那个六十多岁的大儿子，跟着我们去思顺炼钢铁，天天跑上跑下又吃不饱，十分辛苦。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累。白天摘茶籽，夜晚也不能休息，因为要炼钢铁，很多活要干。每天晚上我们守着一部杉树灶子，就在那里炼钢铁。后来运输设备没有跟上，没有货车来拉，许多设备和炼好的钢铁都被洪水冲走了。我当时也有抱怨，大家干活这么辛苦却什么都得不到。
虽然集体化又把土地收上去了，但是也没有觉得（土改分田）白搞了，毕竟总是有一个过程，道理我说不出来，但心中十分支持国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