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式语法的应用发展
(一)构式语法的理论发展
构式语法源于格语法,且受到认知语义学的极大影响,目前已基本形成具有相当特色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并延伸出七种主要的语法模型。在此过程中,两位外国学者功不可没:一是菲尔墨,二是莱考夫。菲尔墨认为,句法成分在不同语言中存在不同的表层形式,转换生成语法过分强调句法地位和过多关注句法成分的做法不具有普遍性,他因此主张将语义作为语言共性研究的基本出发点(Fillmore,1966:47)。也就是说,从语义格角色的分析入手,切入深层语义结构的共性挖掘,以此来解释语言表层结构的生成问题。菲尔墨由此创立了“框架语义学”,强调以事件或整体结构为背景知识,从参与者的意向、社会文化背景、动作或状态等经验角度来分析语义成分及其结构关系,并正式提出了“构式”这一概念(Fillmore,1985)。莱考夫的主要贡献则是形成和发展了“认知语义学”,即在反思转换生成语法把句子的意义放在底层,且转换不能改变底层结构意义之后,彻底抛弃了有关深层结构的假设,转而在语义学框架内关注语用和“模糊语法”(Fuzzy Grammar)的研究(Lakoff,1973)。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和泰尔米(Leonard Talmy)、兰盖克(Ronald W.Langacker)、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等一起,创立了一种与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相融合的语言学派——认知语言学。之后,在对英语“there-”的句法和语义条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莱考夫将构式定义为形式和意义的匹配体(Lakoff,1987:52)。应该说,莱考夫的研究为后期戈德伯格提出“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并将其发展为“认知构式语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CCG”)这一认知语言学的全新流派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牛津构式语法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以下简称“《手册》”)。《手册》由导言和五个部分共计二十六章组成,这是迄今为止国外学界关于构式语法研究的最全面、最集中的成果展示(Hoffmann＆ Trousdale,2013)。本书结合张克定(2014)关于这本语法参考书的介绍,就国外构式语法的理论沿革进行简单梳理。正如《手册》的编者在导言中直接指出的,构式语法不仅在共时层面为研究语言的核心结构和所谓的“边缘”结构提供了分析框架,而且为语言的历时演化、话语变异和语言习得等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
1.第一部分:原则方法
编者概括了构式语法需要坚持的五项基本原则:(1)构式是习得的形式和功能匹配体。(2)句法不涉及转换和派生,结构生成和理解的接口是语义内容。(3)构式清单是一个承继性网络。(4)跨语言概括可通过构式功能所体现的认知基本域来解释。(5)构式语法是基于用法的模型。
2.第二部分:主要流派
编者重点介绍了七种构式语法模型:(1)伯克利构式语法(Berkeley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BCG”),代表人物是菲尔墨和凯等。伯克利构式语法强调核心语法结构与边缘语法结构在描写和解释方面的同等重要性,主张使用“框盒套叠表征”(Box within Boxes Representation)和“属性值矩阵标记”(Attribute-value-matrix Notation)两种建模方法。(2)基于语言符号的构式语法(Sign-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SBCG”),代表人物是萨格(Ivan Sag)和迈克尔斯(Laura Michaelis)等。基于语言符号的构式语法重视“句法—语义”接口的层级性承继模型研究,希冀通过词汇构式来定义词汇类别、通过组合构式来定义短语构式。(3)流体构式语法(Fluid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FCG”),代表人物是斯蒂尔斯(Luc Steels)和萨特马里(Eörs Szathmáry)等。流体构式语法是一种以构式语法、计算机语言学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语法模型,主要通过基本数据结构形式化来实现复杂语言现象的计算机识别。(4)体验构式语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ECG”),代表人物是贝尔根(Benjamin Bergen)和常(Nancy Chang)等。体验构式语法旨在借助构式推动语言分析的形式化,从而建立一个以模拟为基础的语言理解模型。这一神经语言学理论的建立被视为构式语法研究的重大创新。(5)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简称“CG”),代表人物是兰盖克和泰勒(John Taylor)等。认知语法注重对“意象”(image)的研究,认为基本句法范畴都有其语义基础,需要人们从经验识解的角度去概括,重点是概念的内容和概念的构造方式,构式因此可被视作一种图式,即构式是一个语言表达式(可以是任意大小),或者是一个从许多语言表达式中抽象出来的图式,该图式能够代表语言共性(Langacker,2007:122)。(6)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RCG”),代表人物是克罗夫特。激进构式语法之所以被称为“激进”,是因为该流派所承认的句法结构就是构式和构件之间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所坚持的立场就是非分解主义。(7)认知构式语法,代表人物是戈德伯格。认知构式语法是目前学界最为关注的构式语法流派,它强调构式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是形式和功能的匹配体。
3.第三部分:研究范围
编者将构式的研究范围定位于“从语素到句子到更大的单位”。在此基础上,编者进一步指出了需要深入探索的三个方面:(1)对地区方言变异和社会方言变异的共时研究;(2)基于用法和承继的抽象构式网络研究;(3)对超越小句层次的抽象现象的研究。该部分特别提及了关于预设和断言、可识别性和可激活性、话题和焦点等的整合研究,提出了信息结构依赖语法,语法也依赖信息结构的鲜明观点。
4.第四部分:习得研究
编者根据相关学者关于母语习得生成路径和用法路径的对比,构式频率、形式和功能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把构式整合到句子产出理论的可行性判断,以及神经语言学大脑机制的有关研究,归纳指出:(1)儿童的语法发展始于具体的词汇程式,继而推广至更为复杂的图式单位;(2)频率、频率分布和形式类型的凸显性,语义类型的原型性、映射的可靠性、语块的可预测性是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构式影响因素的体现;(3)构式语法可以解释从语言习得到成人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语言表征、语言加工;(4)虽然人类语言可以被视作神经认知特征的一种延伸,但词汇和句法结构触发的大脑反应有所不同,所以完全放弃词汇、句法的区别是不妥的。
5.第五部分:变异研究
编者从历时和社会发展角度论述构式语法的应用问题,包括:在语法化研究和构式分析相结合基础上的话语根源和非命题意义的演化研究,任意性条件与句法重构假定起源的关系处理,语料库语言学对于构式变异的重要性,同一语言不同地区变体所呈现出的结构变异、语境变异和频率变异现象,提出构式语法和认知语言学需从社会语言学中汲取营养的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手册》并非原创性专著,但通过编者对构式语法各领域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的阐述,可以窥见该语法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1)理论和方法的价值挖掘。从现状来看,构式语法的理论框架已然成型,虽然不同流派有着各自的侧重点,但流派之间存在着概念重叠,体现了相当程度的普遍性。特别是认知构式语法不再把“不可预测性”作为构式设定的必要条件,根据人类识解世界的方式与“所见即所得”的原则,只要有足够的出现频率,可以完全预测的语言结构也可被视为构式,这样的立论彰显了认知语言学的语言使用观。(2)理论和方法的延展创新。在上述七个流派中,除需持续关注认知构式语法的理论应用,还需留意流体构式语法和体验构式语法等的后续创新。第一,从目前文献统计结果来看,国内学界尚未对这两个流派引起足够重视。如今,构式语法在人工智能子领域——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简称“NLP”)的跨学科应用,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体验构式语法流派的发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牛保义,2013)。其关于以模拟为基础的话语理解分析模型是否可靠,期待更多的实例验证,这或许可为汉语构式研究延伸出基于言者和听者不同理解角度的认知理据探究。(3)理论和方法的类型概括。构式语法各流派越来越注重在语言类型学方面的突破,例如,激进构式语法将基于语义的语言结构模型应用于跨语言研究。(4)理论和方法的学科交叉性。《手册》的五个部分中近半内容几乎都是该理论与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既有融合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研究,也有结合历史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构式变异研究,特别是联系计算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方法模型建构,不但是需要的,更是必要的。
(二)构式语法的汉语应用
根据文献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专门研究汉语构式并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40余篇。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一批专著相继问世,相关论文多达3000余篇,更是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构式语法的汉语应用已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1.理论引进的述介研究
国内一些学者出版或发表了介绍构式语法流派的译著和论文,深化了学界对构式语法理论的认识,譬如吴海波出版的两部关于戈德伯格构式语法的译著——《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2007)和《运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的本质》(2013)、周洋(2016)对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构式化与构式变异》(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的评介、牛保义(2013)对体验构式语法的述介。一些学者撰写并出版了对构式语法理论进行介绍、梳理、总结和归纳的专著,譬如王寅的《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索》(2011)、牛保义的《构式语法理论研究》(2011)、刘正光的《构式语法研究》(2011)。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在认知语言学大背景下对构式语法理论进行了评述,譬如李福印的《认知语言学概论》(2008)第二十三章“构式语法理论”、吴为善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2011)第九章“构式语法与句法构式”。另有一些学者撰写和出版了专门将构式语法理论应用于汉语构式研究的专著,譬如朱军的《汉语构式语法研究》(2010)、王寅的《构式语法研究(下卷):分析应用》(2011)、顾鸣镝的《认知构式语法的理论演绎与应用研究》(2013)、吴为善的《构式语法与汉语构式》(2016)。
2.汉语个案的实例研究
近年来,探索汉语构式实例性研究的论文成批量出现,极大地充实了构式语法理论的汉语应用实践。张伯江(1999)运用构式语法理论解析汉语双及物构式(双宾句)的构式原型,分析了基于隐喻机制构式的同构多义现象。此举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汉语构式研究的兴趣,并在个案实证中逐步掌握了具有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构式研究方法,重点是对构式子类的能产性解析。比如,沈家煊(1999)对“在”字句和“给”字句的研究,张伯江(2000)对“把”字句句式语义提炼的研究,林晓恒(2006)对“都+V+的+N”的构式分析,吴长安(2007)对“爱咋咋地”构式的特点归纳,熊学亮、杨子(2008)对“V+NP+NP”构式的语用解读,吴为善(2010)对自致使义动结构式“NP+VR”的句法语义考察,顾鸣镝(2014)对汉语双及物构式内部承继问题的研究。在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对汉语构式及其子类构式的探究过程中,国内学者又把研究重点转向构式的认知性理据概括。比如,沈家煊(2002)阐释了汉语“把”字句的“主观处置”,李勇忠(2004)描写了构式压制中的转喻动因,刘丹青(2005)分析了作为典型构式的非典型“连”字句,高增霞(2006)对汉语双谓词构式(连动式)进行了全面考察,张韧(2007)探索了转喻的构式化表征,陆俭明(2009)考察了构式承继中隐喻和转喻的作用,吴为善、夏芳芳(2011)概括并分析了“A 不到哪里去”的话题功能及其成因,顾鸣镝(2016b)归纳了基于隐喻承继映射的“有N”和“有V”的同构性。
3.语用驱动的创新研究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构式语法理论汉语应用的不断深入,学界越来越重视语言编码形式的语用驱动,涌现出不少创新成果。比如,由于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语序因此成为句法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关于语用对语序的影响,至今为止讨论最多的就是信息流的自然方向是从旧信息到新信息的。其中,表达旧信息的成分倾向于前置,而表达新信息的成分倾向于后置。但是,若仅仅把信息流的自然方向解释成从旧到新,则许多汉语的语序现象仍得不到充分解释。以此为出发点,一些学者对信息流的自然方向展开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譬如,戴浩一(1988)考察汉语语序和客观时间顺序的关系,提出了“时间顺序原则”和“时间范围原则”;沈家煊(1995)引进了国外的“界论”概念,分析了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实词范畴类的“有界”和“无界”属性;刘丹青(2002)借鉴“联系项居中原则”,解释了汉语“框式介词”的成因及其认知机制;陆丙甫(2005)从优势语序的认知解释出发,提出了制约汉语语序的“可别度领先原则”。本书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是立足于汉语事实的一种考察和探索,虽然有些并不是直接基于构式语法理论而展开的,但事实上对汉语构式承继关联的理据解释产生了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在关注汉语构式的承继关联时,应充分考量这些成果的经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