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及物构式的原型辨析
现代汉语双及物构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在认知空间域中凸显客体NP(受)领属关系转移的格式。例如:
(1)我给了他一本书。(自拟语料)
(2)他送给小王一支笔。
如例(1)和例(2)所示,“书”和“笔”发生了领属关系的转移,可码化为[NP(施)+VP(t)+NP(与)+NP(受)]。其中,NP(施)为 话题 主语,语义角色为施事,出现或隐含在语境中;V 为及物性的动作动词,带有两个宾语成分NP(与)和NP(受),表明受事的领属关系在施事和与事之间转移;核心动词一般带有格标记“给”或体标记“了”,整个句子含有一个内在的自然终止点,表述的是已然事件。需要注意的是,戈德伯格提出了基于论元层面的“显著参与者概括”(the Salient Participants in Prominent Slots Generalization,简称“SPPS”)(Goldberg,2006:23)。在普遍认知机制的运行体系中,显著参与者概括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没有出现受事的施事论元和一个没有出现施事的受事论元可以单独成句的问题。当某个特定行为过程的起点在认知上被关注时,凸显的是施事;当某个特定行为过程的末点或状态的改变属于“肌体控制行为”或“理解感知”时,凸显的是受事。比如,“爷爷给某人送来了衣服”这句话,表达了某人通过“送”这个肌体控制行为造成“衣服”领属关系改变这个事实,但依据说话人认知上的关注点不同,可以选择两种表述:一是“爷爷送来了”,说话人在认知上关注的是“送”这个行为过程的起点,因此凸显的是施事“爷爷”;二是“衣服送来了”,说话人在认知上关注的是“送”这个行为过程的终点,因此凸显的是受事“衣服”。现代汉语双及物构式是对已然事件及其潜在焦点域客体的领属关系转移的陈述,论元在认知上的非显著性决定了论元的“可缺省性”。对此,有必要先来厘清构式论元所承载的信息及其折射出的认知显著性差异。
(一)论元的信息分类及其认知显著性
“参考类新旧信息”表示的是语言表述与非语言实体之间的关系,与认知激活程度和可辨识性有关。其中,“参考类旧信息”是听者心智中最活跃的认知组成部分,存在于语言或语言外的语境中;“参考类准入信息”是听者心智中部分活跃的认知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代名化特征,因此是有定的;“参考类新信息”在正常情况下由无定的名词性短语来表达,被认为是听者心智中最不活跃的认知组成部分。例如:
(3)叶某临走时,蝶翠私下里给了她五十两银子……(曹绣君《古今情海》)
如例(3)所示,“蝶翠”属于参考类旧信息;“她(叶某)”属于参考类准入信息;“五十两银子”属于参考类新信息。以此类推,双及物构式的NP(施)属于参考类旧信息,NP(与)属于参考类准入信息,NP(受)属于参考类新信息。
“关系类新旧信息”是听者根据自身的知识水平对特定的话语内容做出的信息假设,即一个句子的信息结构。信息的“打包”过程是语言在反映同一事件时具有表达多样性的最重要原因,涉及话题和潜在焦点域。话题是一个在语境中已建立的认知焦点,与命题解释密切相关,目标是小句成分的语境化;潜在焦点域指的是一种焦点关系,构式的某个论元被认定存在进一步的解释,通过把语用的非覆盖成分与命题的覆盖成分联系起来使听者在心智中产生新信息的认知。汉语双及物构式的施事论元和与事论元属于“关系类旧信息”,受事论元属于“关系类新信息”。相关论元承载的信息在认知空间的投射具体如图2-1所示。
图2-1 汉语双及物构式论元信息的认知域投射(顾鸣镝,2014:46)
从语用层面分析,施事论元处于某个特定行为过程的起点位置,是焦点域的组成部分,一般不可省略,只有当它承载的信息属于参考类旧信息时,才可以缺省;受事论元倾向于能够满足语境需要的参考类和关系类新信息,往往是有界的“数量词+N”,是潜在焦点域的组成部分,在句中一定不能缺省;值得注意的是与事论元,与事论元承载的信息属于参考类准入信息、关系类旧信息,往往可以缺省。例如:
(4)(我)给了他三块钱。(自拟语料,下同)
(5)? 给了他三块钱。
(6)* 我给了他。
(7)我给了三块钱。
例(4)—例(7)中,“?”表示单独成句可能不合格,“*”表示单独成句不合格。由此判断,在现代汉语双及物构式的焦点域中,NP(施)和NP(受)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
(二)汉语双及物构式的原型特征
通过对论元承载信息的分析,本书认为,NP(施)和NP(受)是现代汉语双及物构式的焦点,凸显了空间域中与某类事件相关的处置状态,可概括为对已然事件及其潜在焦点域客体领属关系转移的一种处置,其核心特征是“施事”在空间域的显性或隐性层面将“受事”给予“与事”。NP(施)和NP(受)的认知显著性决定了“给”或能带格标记“给”的动词短语具有最典型的“给予”义。例如:
(8)某日某人引你到家里来,送给你四千两银子的票子……(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由于受语言和世界同构的影响,“给”概念体现的是客观处置。例(8)中,“某人”和“四千两银子的票子”具有施事、受事的显著性,分别是行为过程的起点和“给”肌体控制的潜在焦点域的客体。“某人”将“四千两银子的票子”转移(“给”)至“你”是NP(施)有意识地对NP(受)实施的一种处置。这样的转移处置在空间域的显性层面和隐性层面方向是一致的,具体如图2-2所示。
图2-2 汉语双及物原型构式的转移处置(顾鸣镝,2014:47)
张伯江(1999)对现代汉语双及物构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立足于将“给予方式”的隐喻途径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现场给予类、瞬时抛物类、远程给予类、传达信息类、允诺指派类、命名类。由此看来,能带格标记“给”或含有潜在“给予义”(实在的或抽象的)的动词(或动词短语)构成的双及物构式是这个系统的原型构式,它是对已然事件及其潜在焦点域客体领属关系转移的一种处置,表现为处于特定空间域中的“施事”将“受事”给予“与事”,转移方向是单一的,不存在交互性特征。也就是说,“受事”是否真正被“与事”获得与“转移处置”,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
(9)张三汇给李四三百块钱,李四却一直没有收到。[顾鸣镝(2014)用例,下同]
(10)张三扔给李四一个纸团,可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学界的前期研究普遍认同上述观点。然而,顾鸣镝(2014)发现,一旦本身具有[+交互]语义特征的动词进入现代汉语双及物构式,那么潜在焦点域中客体领属关系的转移就会突出构式的双向交互性。例如:
(11)李四买了张三一辆车。[顾鸣镝(2014)用例,下同]
(12)张三卖给李四一辆车。
如例(11)和例(12)中的“买”和“卖”所示,它们是构成“买卖”这一事件的两种行为。因此在显性层面,的确是“张三”将“一辆车”的领属关系处置转移至“李四”;但在隐性层面,恰恰是李四将“等价物”(比如货币)的领属关系处置转移至“张三”。也就是说,“买”和“卖”这两个行为具有即时交互的特征,是一种互为蕴含的“镜像”关系。具体如图2-3所示。
图2-3 “买”和“卖”领属转移的镜像关系(顾鸣镝,2014:48)
需要指出的是,能够进入此类构式的动词往往是具有对义聚合的一组动词,比如“输”和“赢”,“赊”和“欠”,“收”和“发”,“捐赠”和“接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