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语式的功能理据及其复句构式的语用心理
(一)同语式指别度的提升功能
从同语复句构式的实际出现情况来看,当说话人推测自己对某个特定事件状态的主观判断对于听话人而言可及度低时,就会采用同语式编码来提高指示强度。例如:
(21)李太太说:“我们都羡慕,只有你还维持着以前的气派,胡琴是胡琴,嗓子是嗓子,一个家也整整齐齐的。”(亦舒《野孩子》)
(22)雷达笑问:“你自己还嫌熄灯早?”姜道:“说是说,做是做,两码事!”(濮见微《最远的距离》)
(23)是的,敌人是敌人,假若敌人能稍微有点人心人性,他们怎会制造战争呢? (老舍《四世同堂》)
(24)“我们准备,我们希望贵刊和我们共同主办这一盛会。”何必终于亮了本意。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李东宝和戈玲。须臾,戈玲开腔:“好是好,可是……”(王朔《懵然无知》)
如例(21)所示,当说话人“李太太”推测关于“气派”的主观判断对于听话人来说可及度低时,就会通过同语式编码连用小句进行补充,以此来提高“气派”的指示强度。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句法上A 式中的同语小句可以省略,说明其中的“气派”在“以前的”的限定下,指别度还是较高的。又如例(22)所示,从对语内容来看,说话人“姜”推测言行不一的行为事件“嫌熄灯早”对于听话人“雷达”来说是可及度低的,于是选择同语式两两对比来凸显“说”与“做”的明显不同,以此提高此类行为事件是“两码事”的指示强度。从B式同语小句引导新命题且不可省略的特点来说,其中的事件状态指示强度较之A式有所降低。再来看例(23),C式同语式中的“敌人”本身已成了指称对象,从说话人表肯定的“是的”来看,作为指称词语的“敌人”具有高可及度特征;说话人无法推测的,是他想凸显的“敌人没有人心人性”对于听话人而言,指别度是高还是低;编码同语复句的目的因此可被视作说话人指示听话人找到他主观认定的“敌人”的内涵;较之B式有明确的对比对象,C式指称对象的指示范围可能无穷大,所以其指称事件状态的指别度更低。同理,如例(24)所示,D 式同语式中的事件状态“好”的性质本身也已成为指称对象,同样是说话人无法推测他想表达的“好”的程度对于听话人而言指别度是高还是低,所以编码同语复句来指示听话人找到他主观认定的事件状态“好”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同语复句构式中同语式的语块缺省是随着指称对象指别度的降低而减少的;同语复句构式的原型性与指别度的高低呈“A 式＞B式＞C/D 式”正向分布。
(二)同语复句构式的语用心理
通过对语料的随机统计发现,同语复句构式通常出现在冲突语境中,对它们的控制与调用体现了说话人在交涉情境中对交际另一方观点的在线反馈,具体表现为一种“辩驳”的语用心理,即说话人提出理由或根据来推翻令其产生“不满意”态度的意见。例如:
(25)不该是这样的,我是我,他是他,两个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毫无关系……(王京玲《边关守将》)
(26)窦尔敦道:“岂有此理,强宾不压主,尔敦岂敢僭越。”“不,不不。”张铎道,“我说话向来算数……”窦尔敦道:“说是说,做是做,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窦某对宝寨毫无寸功,怎敢坐享其成?”(单田芳《连环套》)
(27)女人就是女人,永远和男人不同。谁若想反驳这道理,谁就是呆子。(古龙《小李飞刀》)
(28)“这生意划算吗?”青面兽杨志愣在那里。“划算是划算,可东西不在我手里呀。”(刘青云《我叫刘跃进》)
如例(25)—例(28)依次所示,A 式是说话人推翻令其不满意的关于“不该是这样的”的观点;B式是“窦尔敦”推翻关于“僭越”的建议;C 式是说话人推翻关于“男女相同”的认定;D 式是“杨志”推翻关于“划算”的疑问。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都是出自基于情境识解的“不满意”态度,“不满意”所激发的“辩驳”语用心理也是存在梯次序列的。其中,A 式反映出的“不满意”程度最低,表现为同语小句用作插入语,说明说话人认为辩驳是“可以”起到作用的;B式反映出的“不满意”的程度次低,表现为复句突出了对比结果的客观性,从例(26)“怎敢坐享其成”的反问来看,说话人认为辩驳是“可能”起到作用的;C式和D 式反映出的“不满意”程度较高,从例(27)“女人就是女人”中“是”字前可插入程度副词的现象来看,说话人认为辩驳是“不容”再被推翻的;从例(28)“可东西不在我手里呀”的转折来看,说话人认为辩驳是“无法”再被推翻的。据此,本书得出这样的观点:同语复句构式指别度高低的“A 式＞B 式＞C、D式”分布是说话人基于情境识解的“不满意”态度激发的,并通过“辩驳”的语用心理激活了同语复句的不同编码形式。如果以上的论述是符合逻辑的,那么,现代汉语同语式就可被视作一种“立场标记”(stance marker),其主要功能是传递了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石定栩,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