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描写研究综述
如前所述,构式语法引入承继描写的动因源自对共时语法化范畴“特征束界定”(cluster analysis)的方法研究,始于动词与构式互动映射的关系处理。应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承继描写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语言概括,因此具有重要的方法和应用价值。
(一)国外构式语法流派的承继描写
就目前国外构式语法的主要流派来看,伯克利构式语法从反对生成语法转换、追求语法表征节俭出发,希冀通过承继描写达成构式语法的重要承诺,即“解释每种语言的整体现象”。但其主张的承继概括更像是一种“要求”(stipulate),或者说是验证性预测,不可避免地带来描写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以认知语法主张“基于用法”(usage-based)的承继模型,将计算机编程的“默认承继”(default inheritance)发展成为以图式、原型和引申构式为序列的自上而下的正常样式承继。然而,图式构式是用法的抽象,必然存在若干个具体示例。其中的一个示例虽具有原型性,但不能回避其他示例与图式不完全一致,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图式的事实,比如“酱油”似“油”,“鲸鱼”非“鱼”(Langacker,2007;顾鸣镝,2013:53)。认知构式语法基于理据最大化原则,提出层级性和象似性的理据性承继概括(Goldberg,1995:95;Goldberg,2006:197),极具方法论价值。但时至今日,仍未能解决构式所属范畴的耦合现象,即不同构式在形义接口上的“限制”(constraint)和“许可”(sanction)。比如汉语双及物构式,若以处置范畴为理据,与“把”字句存在何种关联? 若以转移范畴为理据,可否归为“致使—移动”的范畴成员(顾鸣镝,2014)? 激进构式语法认同承继的理据性描写思路,并将构式作为句法表征的基本单位,希望通过构式来定义句法范畴。然而,该流派采取的分布模式几何图形和形义相似关系网络的描写方法,也未能解决构式的分类问题。以特劳戈特(Elizabeth Closs Traugott)和特劳斯代尔(Graeme Trousdale)为代表的“历时构式语法”(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DCG”)从构式演变角度提出三个层级的承继描写:“图式”(schema)、“次级图式”(subschema)和“微观构式”(micro-construction)。但正如迈克尔斯所指出的,构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历时层面并不具有透明性(Michaelis,2001)。这种基于不透明演变关系进行的构式概括无疑会增加共时层面承继描写的复杂程度。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关于构式的承继描写,源于凯和菲尔墨在形义匹配基础上对同构构式语义差异的关系梳理;成于莱考夫原型范畴和次范畴构式辐射状组织结构的上下位关系定论,以及兰盖克从情境识解角度对象征单位的集合研究;发展于戈德伯格关于构式整体意义范畴化效力的共性挖掘和克罗夫特构式承继模型的网格建构。但就目前实际而言,国外学界基于理据最大化的承继描写进展缓慢。一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语言研究的历程和事实,呈现语言构式承继性理据清单的假设能否成立,尚停留在原则性思考和实现性考察阶段;另一方面,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惯性出发,他们擅长创新理念和构建框架,但在后期的方法细化与实践充实上往往难以为继(顾鸣镝,2013:183;吴为善,2016:215)。
(二)国内构式思想的承继描写
从构式语法注重构式整体性这个特点来看,国内先学实际上也早已关注到了汉语句式的整体意义和抽象意义,有些甚至有了构式思想的萌芽。比如,陈承泽提出“不把修辞的特例当作语法的通例”,黎锦熙提出句本位文法,王力将“把”字句视为“处置式”(吴长安,2019)。然而,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学界对于句式本身也是意义的构式观尚是不自觉的。之后至21世纪初,国内至少有5位专家在没有借鉴国外理论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构式语法的思想:马庆株的格式赋予意义说甚至早于构式语法理论的正式诞生,其他还有朱德熙的高层次语义关系说、范开泰的形式语义说、郭锐的动态语法说和储泽祥的句式义思想(陈满华、张庆彬,2014)。
自张伯江(1999)引入论元结构构式语法,将汉语双宾语句界定为“双及物的语法结构式”以来,国内学界在构式多义实证的基础上,自觉或非自觉地开展了不同方位、不同视角的构式承继描写,基本形成了四类经验:一是基于戈德伯格将隐喻扩展作为构式子类重要延伸路径的影响(Goldberg,1995:95)。国内学界从原型构式概念隐喻角度对汉语常见结构进行的子类扩展描写。除了张伯江关于汉语双及物原型构式及其五个子类的现场给予到非现场给予、物质空间到话语空间的隐喻描写,还有张旺熹(2006)对空间位移“把”字句的原型性及其隐喻系统的描写,吴为善(2013)就事件称谓性构式的隐喻类推描写,顾鸣镝(2016a)关于“有X”构式的隐喻派生描写,等等。根据文献统计,此类研究占现有国内构式研究成果的绝大部分,在此不一一列举。二是基于共性语块分布差异的描写。比如邵敬敏(2011)对汉语典型的、准典型的和非典型的框式结构的类型、不变项和可变项特点、整体结构功能等的关联描写,吴为善、顾鸣镝(2014)对“能性否定+疑问代词”组配形式的“V 不到哪里去”“V 不了多久”“V 不了什么”“V 不了多少”的同构性理据概括,施春宏(2015a)对不同类型动结式在动词拷贝句、“把”字句、被动句、受事主语句等中的分布及其论元结构形成机制的解析。三是基于构式语义的序列性描写。比如,高增霞(2015)指出,汉语连动式是以时序原则为结构规则的结构形式;刘丹青(2005)认为,典型与非典型“连”字句之分实际蕴含了说话人的主观预设等级;吴为善(2011a)将“时量→动量→物量”的量级序列作为递进性差比构式的概括性理据。四是在上述经验基础上的高位理据探究。比如吴为善(2011b:289)关于数量、距离、顺序等象似性理据的演绎,施春宏(2015b)关于构式压制现象的思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上述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汉语构式承继描写的实现性,但就承继描写的方法认同而言,尚有一定距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术语汉译及其使用的不统一。比如,仅计算机承继术语“default/partial inheritance”的汉译就有“正常样式/多重承继”“内部/外部承继”“单一/多重默认承继”等(刘树晟、段业辉,2015),客观上影响了承继描写的方法推广。第二,汉语特定构式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系统性研究不够深入(张伯江,2018;陆俭明、吴海波,2018),影响了构式在句法层面的概括。第三,汉语构式接口研究的思路不甚清晰。鉴于“语义的不可预测性”是构式语法最有价值的理论创新(陆俭明、吴海波,2018),如何处置汉语构式的句法语义接口问题,特别是基于语义范畴的承继描写,尚待完善(陆俭明,2006;顾鸣镝,2012b)。第四,汉语构式的界面互动研究刚刚起步,仍存在将“句法、语用”界面和“语义、语用”界面混同,将“句法、语用”关系和“语义、语用”关系混同的现象(张绍杰,2010)。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构式在表征层面上对句法、语义、语用之间互动关系的刻画。
鉴于以上分析,本书引入计算机科学“三个面向”的程序设计理念,在充分吸收“词无定类”“依句辨品”“先知其上下之文意”等先学思想的基础上,借鉴认知构式语法的无同义原则推论(Goldberg,1995:65)和表层概括假设(Goldberg,2006:21),探究汉语构式的承继描写路径,并形成方法论主张。
(三)汉语构式承继描写的对象、接口与切面
1.面向对象的扩展性承继描写
受范畴原型效应压制,在构式赋义及部分能产性机制的作用下,汉语构式在表层形式上的语块变量最易被观察与捕捉,包括语块的替换、移位与隐现,因此可成为汉语构式理据性承继描写的切入点。比如,汉语“N+有+X”构式,关于“张三有车”“院子里有车”“李四有去”这三类表达式是否同构的问题,学界存有疑问。这缘于对以上三句分别是“有”字领有句、“有”字存在句,以及“有V”标示完成义的判断。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两个语块的显性变量:一是N 生命体名词与处所、时间名词的变化(“张三”和“院子”),二是X 名词与动词的变化(“车”→“去”)。从历时层面“有”字系“以手执肉”造字和共时层面“有”字领有义的原型性来判断,“有”字领有句是“N+有+X”的原型构式(顾鸣镝,2016a)。据此,名词的显性变量延伸出“有”字存在句,其理据是构式中“人”与“领有物”在时间域中的整体部分关联向空间域的投射;词类的显性变量映射出“有V”构式的延伸路径,其理据是“人”与“领有物”的整体部分关联向“完成事件”与“事件性质”的投射。
类似这样的显性变量不仅体现在相同位置的语块替换,有时还表现为语块移位。比如,位于主语后、核心谓语前的指称性次话题“V 起来”构式(如“她笑起来很好看”),其AP(如“好看”)的语义指向施事是具有原型性的。一旦受事语块发生移位,构式即会延伸出不同子类:一是受事成分迁移至句首主语位置(如“论文写起来很费劲”),凸显了论元话题化,AP语义指向受事;二是在“V 起”和“来”之间插入受事成分(如“他写起论文来很费劲”),AP 语义可能指向施事,也可能指向受事。借此窥视语言共性视角的句法层面的理据概括,关于“V 起来”是不是英语中动句(如“Butter cuts easily.”)的问题:第一,与英语中动句不同,汉语“V 起来”不是谓语核心,AP才是句子的真正谓语;第二,“V 起来”的主语NP是句子的主话题,可以由施事、受事成分,甚至工具、处所、时间等语义角色通过置于句首来充当。二者的非同构性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看语块隐现现象。从述补构式“得”字隐现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粘合述补构式用于表达客观世界中的归约性结果,组合述补构式用于表达客观世界中的偶发性结果(郭继懋、王红旗,2001)。其中,规约性结果是符合言者心理预期的“常态”,偶发性结果是超出言者心理预期的“非常态”。受会话原则适量准则的辖制,在句法象似性的作用下,“常态”的事件结果与原因概念距离近,在表层上表现为粘合述补形式;“非常态”的事件结果与原因概念远,在表层上就会表现为组合述补形式。类似这样的助词语块隐现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汉语粘合NN 与组合NN 构式的区别就涉及定中结构标记“的”的隐现,可归为从“称谓性”向“非称谓性”的转移。
由此看来,相较于认知构式语法在英语动词与构式角色互动和语义互动基础上的变量考察,自然语言中存在大量兼有句法和词汇特征的语言结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已认识到语言的产出不仅仅是一个受制于句法规则的过程,也是一种理解和产出整体语块的能力。除本书已述内容,语块的词类变量还有双及物构式的动词扩展、“V/A 不到哪里去”的词类替代、“副词+A/N”的名词准入等等;语块的移位变量还有“一量”的前置与后置变化、通指类名词的主宾位置差异、疑问代词在否定词前后之别等等;当然,还有语块的隐现变量,比如同语复句构式中同语式的增减量。由此引出本书的第一个承继描写方法主张:以语块的显性变量为切入点,发掘特定构式范畴成员的原型或典型特征,继而以其为对象探究范畴成员的扩展路径。
2.面向接口的辐射状承继描写
从计算机编程“三个面向”的发展思路来看,之所以面向对象会延伸出面向接口的设计理念,是因为对象的抽象可能蕴含了无穷量,就像戈德伯格关于构式的定义,使得这一概念包含了从语素到篇章连续统中的所有单位(Goldberg,1995:4)。出于这样的考虑,根据汉语话题结构生成和理解的接口不应是句法结构,而应是语义内容的特点(吴义诚、杨小龙,2019),如果说面向对象的承继描写解决的是构式扩展的路径获取,那么面向“句法—语义”接口的承继描写反映的就是构式的去范畴化现象。需要指出的是,自王力(1957:144)提出“意合法”的句法精神以来,国内学界就在不断追寻非线性结构中各个子系统间的结构关系。徐通锵(1991)将结构子系统视作组织有序、协同配合的函数关系,指出应从某一个子系统中提炼结构原则来关照其他子系统的结构关联,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一种语言的结构特点;顾阳(1994)系统介绍了论元结构的基本概念,奠定了汉语构式“句法—语义”的研究基调;陆俭明(2006)提出“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的两种思路,即由外往里或由里往外。本书认同以上思路,主张汉语构式自上而下的“主从—平行”包含的辐射状承继描写。
比如,汉语致使构式的句法分布复杂,可以是多个不同的论元结构。汉语致使事件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包含两个事件;二是包含两个事件的“作用—效应”关系。因此,一个致使范畴通常包括“致使者”“致使方式”“被致使者”和“致使结果”四个基本语义角色。例如:
(7)他们激动地交谈,咳嗽,把唾沫吐得满地都是。(阿来《尘埃落定》)
(8)一同睡下去了之后,他也叫他唱歌。(郭沫若《未央》)
(9)丁小鲁几乎喊破了嗓子,笑倒了自己。(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10)风刮得人人步子打飘。(严歌苓《陆犯焉识》)
(11)虫声是那么急,那么惨,使他心中由烦闷变成焦躁。(老舍《四世同堂》)
(12)还有取暖饮水等设备,方便群众。(沈从文《我的人生哲学》)
例(7)—例(12)依次是汉语“把”字句、使令句、致使句、“V 得”句、“使”字句、使成句。上述构式都是“自主(autonomous)事件”范畴的成员,却因动作行为存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事件变量,可进一步区分为两个次范畴:一是积极致使构式,比如例(7)—例(9),可码化为[致使者(施事)+自主致使方式+被致使者+致使结果];二是消极致使构式,比如例(10)—例(12),可码化为[致使事件+非自主致使方式+被致使者(施事)+致使结果]。甚至如例(9)所示,一旦“致使者”(丁小鲁)和“被致使者”(他自己)合而为一,被致使者语块可脱落(例如:小鲁笑倒了),致使义发生弱化变量,导致积极致使范畴延伸出他致使和自致使两个平行次范畴,可码化为[致使者(施事)+自主致使方式+致使结果]。汉语中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比如俞建梁、黄和斌(2008)在论及“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的不足时,发现汉字“扰”的语义范畴应该含有两个对立的意义(一是扰乱、混乱,比如“干扰”;二是客套话,表示客气,比如“叨扰”),二者共同构成该范畴的核心,没有主次之分。刘丹青(2018)通过考察古今汉语的寄生范畴实例,分析出表达甲范畴的库藏手段在使用中存在对语义乙的限制,因此语义乙也在该手段中得到隐性表达,成为寄生于甲范畴的语义范畴。由此看来,汉语构式辐射状承继的使成关联在于范畴的主从依存包含着平行依存。这种平行依存更多是从语义延伸拓展为一种隐性的语义对立,源于中国不同于西方逻辑的同构观和本末观,以及基于这两大思维范畴的“证同同构推,驳异对比演”的推演方式(朱晓农,2018)。据此引出本书的第二个方法主张:以构式的形义变量为观测点,分析“句法—语义”的延伸与偏移现象,以此为接口探究汉语构式的上下位主从理据,以及彼此间的平行依存理据。
3.面向切面的耦合度承继描写
在计算机科学中,耦合度是指模块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两个模块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主模块的控制和调用来实现的,则耦合模块的独立性最强,逻辑各部分之间的耦合度最低。本书引入这一概念,是出于对汉语语法离开用法就没有多少语法可讲的观点的思考(沈家煊,2016:10)。
本书认为的面向语用情境的承继描写存在于两个维度:一是基于语言语境的言者语用倾向不同;二是基于社会语境的语言模因变化。比如,张伯江(2016)提出的言者与听者的错位,就反映了某个语言现象的言者指别度和听者可及度(沈家煊、完权,2009)。例如:
(13)老板:“先生买花吗?”
先生:“买花干什么啊?”
老板:“买花送女朋友啊!”
先生:“哦,买多少花能送个女朋友啊?”[张伯江(2016)语料]
例(13)体现了“老板”和“我”对于名词短语“女朋友”实指与虚指的错位理解,其实质是“我”(言者)利用了“老板”(听者)对于“买花‘我’送女朋友”高可及度和“买花‘你’送女朋友”低指别度的度差。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这样的错位被投射至“句法—语用”界面,就会导致语境适切度降低。比如,在句法上不能独立进入语篇的汉语依附性小句“都NP了”。例如:
(14)多俗呵,咱都老夫老妻了,还弄这俗景干嘛? (王朔《给我顶住》)
根据语料统计,此类构式中的名词多数指人的社会身份,隐含特定的语义等级序列。比如例(14)中的“老夫老妻”体现的是夫妻存续关系的阶段序列,语块NP处在词汇义的高端。该构式后续主句一般带有语气助词“还”,存在差比的可能,比如“都老兵了,比新兵还胆小”中的“老兵→新兵”。以此推导语块NP与其后续主句的语用接受度,比如:“都妈妈了,还不会带孩子”＞“都大姑娘了,还不会带孩子”＞“都小姑娘了,还不会带孩子”。上述三句虽然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没有问题,但“都小姑娘了,还不会带孩子”的表达显然违背了语用事理,因而很难被触发。
社会语境的形式刻画正在逐渐成为构式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作用是获得“语义—语用”界面,了解构式与言外之力的常规对应关系(Traugott＆Trousdale,2013)。考察2011—2017年《人民日报》中出现的“工匠精神”一词,从粘合定中结构“N双+N双”所示范畴是第二个“N双”次范畴的角度出发,可将进入“N双+精神”的名词分为三类:第一类指称某些决定性活动或文本,比如“会议精神、社论精神、通知精神”;第二类指称某些抽象概念的属性,比如“传统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第三类指称某些具有代表性而值得提倡的实体或事件,比如“工匠精神、女排精神、民族精神”(顾鸣镝,2020)。以上三类“N双+精神”的整合度呈“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分布。其中,第三类“N双+精神”已作为语言模因被广泛复制和传播,具备了成为文化符号的倾向,可码化为“N寓象+N抽象(精神)”。例如:
(15)二是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企业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立足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品质革命”,推动“中国制造”加快走向“精品制造”……(《人民日报》2016年5月12日)
(16)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工匠精神,抓好“放管服”改革实施……(《人民日报》2016年5月23日)
(17)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创新意识和传统产业长期孕育的工匠精神相结合,使新旧动能融合发展,并带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人民日报》2016年5月26日)
(18)在这个多彩的时代,用多元化的视角去观察马拉松的成长,用“工匠精神”去经营每一场马拉松……(《人民日报》2016年6月22日)
如例(15)—例(18)所示,“工匠精神”的文化基因已与“中国制造”“‘放管服’改革”“产业升级”,甚至“马拉松赛事”等时代社会热点相结合。究其原因,“N寓象+N抽象”蕴含了物象及其引申寓象。由此引出本书的第三个方法主张:以构式的语用情境为落脚点,探究汉语构式在语言语境的触发理据和在社会语境的固化与类化理据。
4.语料来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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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引用http://data.people.com.cnrmrb)。该库收录了《人民日报》创刊至今的全部图文报道信息,具有全文检索功能。本书的语料时间跨度为1946年至2020年。
(2)国家语委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库(http://www.cncorpus.org)。该库收录了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三大类约四十个小类的语料,总体规模达1亿字。其中的标注语料库(约5000万字符)为国家语委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库全库的子集。
(3)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BCC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该库汉语语料规模约150亿字,涵盖了报刊、文学、微博、科技和古汉语等多领域语料。
(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该库涉及文献时间从公元前11世纪到当代,包含现代汉语语料、古代汉语语料两类单语语料。现代汉语语料约6亿字符,涵盖了文学、戏剧、报刊、翻译作品、网络语料、应用文、电视电影、学术文献、史传、相声小品、口语等多个类型;古代汉语语料约2亿字符,收录了从周代到清代的语料及《大藏经》、二十五史、历代笔记、十三经注疏、全唐诗、诸子百家、全元曲、全宋词、道藏、辞书、蒙学读物等的杂类语料。近年来还融入了一些专题语料库,比如:早期北京话材料、留学生汉语作文语料、汉语构式语料库、中文学术文献语料库、海外华文网络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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