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冯岁平

汉中境内现存的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石门汉魏十三品”无疑是璀璨天空的一个永恒星系，不仅仅因为它是汉中各类文化遗产的标识，更重要的是被更多的人尊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长久以来许多学者，包括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均对此予以充分关注与深入研究，如我尊敬的郭荣章先生，如我的朋友、澳洲的贾大韦和美国的韩文彬先生。当然无论是历史文化研究还是文学艺术的赏析，抑或是金石书法的启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贻惠来者的利用，“石门十三品”始终滋养着一个又一个时代、一辈又一辈的人们，并将持续走向未来。

选择研究汉魏时期汉中石刻这一课题且长期持续为之，实乃因缘和合而成者也。1993年2月，我极幸运地从安康师专（今安康学院）调入“石门汉魏十三品”的庋藏地——汉中市博物馆，到2018年年底，运气又不期而至，我得以顺利调入石门所在地的最高学府——陕西理工大学。其间26个年头的亲密接触，忆及曾居住在那个名为镜吾斋的陋室，月色下漫步于古汉台的庭院碑廊间，聆听那来自远古的绝响，感受传递来的空谷足音。今天来看，居住在古物旁，盖因当时条件所限，环境使然，却倒也天赐良机，大概今后断不会有何人如此独享，恰似时光不可倒流一样。我当然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曾参与郭荣章、张宝德两任馆长筹备的第四届蜀道暨石门石刻、纪念《石门颂》镌刻18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参与编辑了会议论文集。 2002年后则径长馆事，就像心中压着一块石头，于是在使命、职责、良知的交互碰撞中，我策划、主编了馆刊《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后更名《汉中市博物馆馆刊》），其间始终将石门研究列为第一栏目；主持了中国石门十三品、中国汉三颂、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中国蜀道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2011年9月，率团远赴日本岛根县出云市举办石门拓片特展，因为此乃首次在东瀛的展出，当地主流媒体如《朝日新闻》等连续作了大量报道；与澳大利亚科学工业中心合作，尝试运用3S技术对汉中名胜古迹的保护、利用，这个合作项目迄今仍在持续。“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身之所及，情之所注，难免多了些思考，并诉诸文字，或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或径直刊发在不同杂志中。眼见石门拓片收藏热渐兴，石门研究臻于深入而正逢其时，所以将曩者发表的文章编辑成书，与过去付梓的《石门十三品》《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一起，权当守护石门之旅的一个注脚、一段记忆，无非表明我曾经努力过、思考过，也虔诚地践行过。

现在看来，二十余年的研究只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大抵以文物学的角度，首先从仔细摩挲石刻开始，观察其本体蕴含的历史信息，包括形状、质地、残泐及其他，再涉及书刻文字，诸如一笔一画之嬗变，裂隙及其书刻之关联。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学、书法学、文字学、文物学等学科审视之，然后对石刻进行各方面的研究。而时下趋热的碑帖鉴定，本书也作了尝试，但其着眼点也是从原刻的变化而思考的。这样说来，本书有了如《石门颂》《石门铭》等试刻、改刻现象分析，《仙人唐公房碑》综合分析的文章，也有从善拓中研究者，如讨论我的朋友、日本收藏家野津正树藏莫友芝的东汉《李君表》题跋本所反映的诸多历史文化问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以《大开通》《石门颂》《石门铭》为代表的汉魏时期汉中石刻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与水平，借用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研究戴震与章学诚之“内在理路”方法，除研究其内部演变的机理外，我们还从地域角度审视其流变。众所周知，《石门铭》是圆笔魏的代表作，“龙门二十品”乃方笔魏的佼佼者，两者毕竟从书法上用笔等区别较大，而在汉中是否有所交织？从现存的碑石分析中，清楚地看出被北魏较早掠夺的武兴仇池地区的《杨文弘墓志》《姜太妃墓志》残碑，具有明显的方笔魏的特点，这与“龙门二十品”及其仇池杨大眼的造像题记的风格几近一致，看来政治影响下的书法风格具有趋同性。作为南北政权争夺的要地，汉中长期又被南朝控制，随之也遗下了南朝宋朱书陶罐等实物，还有民间风格的《石黑奴造像记》。正是由于这种南北的相合，才为《石门铭》提供了飘飘欲仙的沃土。当然南北朝时期汉中的各类碑石极夥，我则耗用十多年时间搜集并捶拓这些鲜为人知、今多深藏汉中各文物库房的碑石，包括《石门铭》而后的北周天和六年造像题记，从而提出《石门铭》所具备的圆笔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后更有所发展。

相对于以《石门铭》为主对于南北朝时期汉中碑石的探讨，研究两汉时期汉中的碑石，则举步维艰。当然汉代汉中摩崖、碑碣，包括《仙人唐公房碑》在内，此前已作了系统的研究与探索，但与之相关的各类铭文器物，基本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看到这些文物需出入文物库房，那是有着严格而周密，甚至极为繁琐的手续。幸得当时同道相助，直到2019年年底，方才搜集到二十年来所知、所见的有关文物资料，其间有我曾经工作的汉中市博物馆的藏物，也有屡次参加勉县、洋县、城固博物馆陈列方案评审时获睹的文物，更有从省城归还汉中的珍品。将这些文物铭文与汉代汉中碑石比较，可以清楚看出小篆、古隶、汉隶衍变的进程，印证了以《大开通》《石门颂》《李君表》《杨淮表纪》为代表的书法风格。如果参照汉代石门摩崖书风，通过这些文物铭文还可以初步判定其时代。这个看法倒也未曾有方家论证过，此文尽管不曾刊布，但也乐意辑入本书。

汉魏时期汉中石刻横空出世后，历代先贤不断认识，前后层累了厚重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今天持续研究的基础，尽管有的尚需修订补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前后探讨了著名学者王森文《石门碑醳》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了罗秀书等人的《褒谷古迹辑略》是一部重要的名胜古迹专志。慨念吴大澂于石门情有独钟，结合2008年初夏北上淳化、榆林考察的收获，2018年5月初携妻远赴甘肃平凉崆峒山、宁夏固原博物馆等地实地考察吴氏碑石，归来在我曾经扶贫的地方——南郑新集华燕村，撰成了吴大澂石门访碑的经过及其认识、捶拓与研究、书写与影响之论文。此文从当初搜集资料开始撰写，到连续四次实地考察，再到最后形成初稿，前后用去了十多年时间。当然本书还收入了一篇民国时期对石门考察与研究的论文，毕竟对这一时期石门研究的文章还是阙如的。这些看法多为第一次提出，希望得到贤达之批评。

至于最后一篇，乃2011年9月在日本岛根县出云市的演讲稿，说到底是一篇普及与宣传的，对象自然是日本观众。辑入本书，无非表明当世郭荣章先生、种谷扇舟先生所倡导的中日之间石门文化交流之重要，而我当时必须赓续之，且情注其中，不断尝试、持续努力，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让更多的人共享这批文化遗产的精髓。除此而外，了无意义。

在我还供职汉中市博物馆的2016年，幸得我尊敬而心折的张西虎教授之关心、支持，本书被陕西省教育厅批准为高校重点研究基地的资助项目。几年来我愈加着力搜集、捶拓汉中境内汉魏时期的更多石刻，更专注于研究这些石刻所蕴含的诸多价值。2018年12月有幸调入陕西理工大学之后，我就像离开了笼子的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出入在这个研究领域，当然未曾也未敢有过一丝懈怠，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心境又完成了几篇未刊论文。现在又在校方的不断催促之下，将这些多年来不断累积的成果呈现给各位读者，请予以评析教正。

2020年5月4日于南郑中梁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