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与文字著录
《李君表》，原在石门西壁，即在《杨淮表纪》之北，《石门》摩崖之南。但不知何故，嘉庆年间重新发现时，陆绍文等却说其位置在“石门二篆字之南”。它与《石门》中间隔一纵向不规则的裂隙。崖面为长方形，7行，行10～13字，字径3厘米，隶书。石质为石英岩，但不均匀。因镌刻不精，所以笔画残泐，崖面剥落，中下部尤其严重。1970年国家兴建石门水库，《李君表》被搬迁至汉中市博物馆（古汉台）保护，今在“石门汉魏十三品”陈列室之中。它左临《杨淮表纪》，右为《玉盆》，在石门西壁紧临的《石门》，则在该陈列室最左。
金石文献记载表明，东汉镌刻之后，《李君表》长期湮没无闻，直到清代才被博雅好古之士“重新发现”。据清陆绍文记载，嘉庆十九年（1814）秋，安康知县王森文将此寄示，“海内流传如此”，“王春林大令搜剔得之。王之嗜古，亦晏南郑之流与”[5]。不过这里所说的安康知县，应为略阳知县。按，嘉庆《安康县志》卷六《职官表》记载嘉庆十三年（1808），王森文任安康知县。嘉庆十五年（1810），王森文又署安康知县，而十四年（1809）由安康县丞冯日照代理。这说明他前后两任安康知县，中间仅隔一年时间。嘉庆十九年秋，略阳知县王森文“委听褒城讼。暇日，李君（吉人）为觅舟，出城东门，北溯褒水”，赴石门考察。他嗜好探古，悉心搜剔，“觅拓工，增其价值，令加工遍拓，共得若干页，因疏其颠末，以纪游观之获”[6]，最后写成了《石门碑醳》一书。这是继郭友源《石门碑考》之后的一部石门石刻研究专著，也是保存至今的第一部石门石刻文献[7]。王森文《游石门记》认为，它“笔画亦近《杨君碑》，疑亦汉隶”。对《李君表》是否为汉代石刻，他还有些存疑。
同治十三年（1874），褒城教谕罗秀书“至‘石门’二字下，摩挲视之，见有石刻痕，为泥沙所埋。亟命洗之，得此”，“摩苔拂藓，新得汉永寿间《李君表》”，且认为“皆千余年无人知者”，“相与惊遇，叹为眼福，不胜古今感慨之感”。说明王森文重新发现之后短短五六十年时间，它又湮没无闻。
同年冬，著名学者吴大澂视学汉中，曾踏雪专程赴石门故地访碑，“将文理考全，拟翻刻一石，未果”[8]。但在《石门访碑记》之中，他却说：“访得《汉永寿元年题字》七行，纪右扶风丞李君德政，字多平漫，可识者有六十余字，从前著录所未及。”说明吴大澂“访得”，并作了考释。罗秀书对石门石刻多有研究，吴大澂石门访碑时，“县令罗君遣舟来迎，遂渡至石门”。这个县令指褒城县令，当时褒城县令为莫增奎，故吴大澂记述有误。罗君为罗秀书，他当全程陪同了吴氏的石门访碑之旅。同年冬，缪荃孙还亲赴石门访碑，并详细记述了石门石刻的分布和他对《李君表》的看法。综合上述看出，《李君表》是嘉庆十九年略阳知县王森文搜剔访得，同治年间又被罗秀书发现，吴大澂、缪荃孙记之，只因此前未见著录，所以重笔作了记述。至于有学者认为“后石毁于汉中修道”[9]或“传石近毁于修道”[10]，其说法的真伪，只需看到1970年移置汉中市博物馆保护的原石，即可不辨自明。
《李君表》崖面凹凸不平，笔画甚显残泐。按郭荣章先生研究[11]，今仅可辨识50字，如下：
右扶风丞□□武阳李君讳／禹字士以永寿元年中□／解大台政由其□□□□□□／欢喜行人蒙福君□□州从／事再举孝廉尚□□□／□郡朐忍令换汉□□□□宜／禾都尉∕
据《褒谷古迹辑略》《金石续编》诸种金石文献，其文为：
右扶风丞楗为武阳李君讳字季杰，以永寿元年中始解大台政，由其修阁道忧，勤民欢喜，行人蒙福。君，故益州从事，再举孝廉尚书，改授云安郡朐忍令，换汉中郡□□宜禾都尉。
据莫友芝题跋的旧拓，将其文字整理如下：
加上标点符号，读为：
表
右扶风丞楗为武阳李君，讳禹，字季士，以永寿元年中始兴解大台，政由其卑。安平之处，万民欢喜，行人蒙福。君，故牧益州从事，再举孝廉，尚符玺郎，巴郡朐忍令换汉中城固令，迁宜禾都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