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铭》与上述石刻比较
关于《石门铭》的书法，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体系》中说：“《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其为飞逸之宗，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不食人间烟火之仙品”。毕沅《关中金石记》说：王远“无书名，而碑字超逸可爱”。它的用笔，承续篆隶笔意，以圆笔为主，再辅以若干出锋，刚柔并济，点画体势长畅。结体上为以横势为主，开张而疏秀的字势，多呈欹侧之美，气息古雅而瑰伟。章法上字距与行距等同，疏宕有致。《石门铭》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还得益于刻工的奇妙。刻工武阿仁极忠实于书丹的字迹，字的空间结构保持得不错，点画形态与线型质感，基本体现了毛笔书写的效果，而且很好地处理了转折、勾勒、波势，再现了“圆笔”魏碑书的丰神。
再探讨《石门铭》书法的形成。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上述所述的汉中南北石刻，我们选取的是有纪年者、可确定者，对于存疑者和流入者需进一步研究，暂不涉及。
先看早于《石门铭》的石刻之书风。按蔡副全先生的看法，《杨文弘墓志》的书法“淳朴雄强，结字方正，行笔从容，在隶楷之间，笔力遒劲体势多变，与康有为誉为‘神品第一’的《爨龙颜碑》有几分肖似”。《姜太妃墓志》书法“挺拔竣整，骨力洞达；结字纵方，疏密有致；行笔爽利，方圆兼施；神采超然，随遇而安。与同出氐族杨氏且年代相近的书法名品《杨大眼造像》笔意时有暗合之处，而竣整过之”[12]。这两方墓志，一方刻于建元四年（482）九月之后，一方刻于正始元年（504）；按照华人德先生对于北魏洛阳墓志书风的看法[13]，其书法风格为其初、中期，与“龙门二十品”几无差别。
图10 《杨文弘墓志》拓片、《姜太妃墓志》石刻局部
再看晚于《石门铭》的石刻之书风。有确切纪年的是北周天和六年（571）的造像记，其书法飘逸洒脱，诚如华人德先生在评价北魏晚期墓志时所说的“虽然在北魏末期不再凛厉角出、方劲雄峻，但是结构上仍保持斜画紧结”。如果按照这种风格的变化，那么残泐的另一种造像记，其时代应晚于《石门铭》，当为北朝之物。
图11 《天和六年造像记》拓片局部
图12 城固藏造像记石刻局部
图13 城固藏造像记拓本局部
由此看出，北魏书法的发展也影响到汉中一地。《石门铭》明确记载：“自晋氏南迁，斯路废矣！其崖岸崩沦，涧阁湮禠，门南北各数里车马不通者久之。攀萝扪葛，然后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褒斜始开。至于门北一里，西上凿山为道，峭岨盘迂，九折无以加，经途巨碍，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实仗才贤，朝难其人，褒简良牧。三年诏假节龙骧将军督梁秦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抚境绥边，盖有叔子之风焉。以天险难升，转输难阻，表就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释负担之劳，就方轨之逸。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山东新泰出土的《羊祉墓志铭》残刻，也记载：“先是华阳献地，巴剑□门，西南氓庶万里投款，□□望成旧□。”[14]
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山，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晋永嘉丧乱之后，这里便成为南北争战的重点区域。所谓“汉中献地”“梁秦初附”，指的是梁天监四年（505）即正始元年，在北魏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梁州刺史、汉中太守夏侯道迁杀害了助戍其地的武都王杨灵珍父子，领汉中一地降魏[15]。因此，尽管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但“褒斜始开”，汉中依然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见《石门铭》的出现与当时政治格局有着极大的关联，《石门铭》书法的形成也是受到了汉中地域之风的影响。
（载青岛崇汉轩汉画像砖博物馆、文物出版社编《全国第三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卷四《体系》，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2]方爱龙：《北魏楷书仙品〈石门铭〉》，载《石门铭》，历代善本碑刻丛书之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3]冯岁平：《石门十三品》，西安地图出版社，2010年，第166～168页；冯岁平：《康有为与〈石门铭〉》，载郑荣明主编《第三届岭南书法论坛论文集》，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5～23页。
[4]方爱龙：《北魏楷书仙品〈石门铭〉》。
[5]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图6。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6]蔡副全：《新发现武兴国主杨文弘与姜太妃夫妇墓志考》，《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第86～93页。
[7]白谦慎先生慨念于此，在《学术规范与体制》一文专门撰写《博物馆与学术界》一节，对之阐发，见氏著《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第295页。
[8]（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九《氐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0页。
[9]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汉中卷·城固文物》，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10]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汉中卷·城固文物》，第64页。
[11]郭荣章先生亦持如此看法，见氏编著《石门石刻大全》，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97～199页。
[12]蔡副全：《新发现武兴国主杨文弘与姜太妃夫妇墓志考》，第91页。
[13]华人德：《论魏碑体》，收入氏著《华人德书学文集》，当代书法理论文集系列之一，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第79～80页。
[14]《魏故镇军将军兖州剌史羊公墓志铭》，1964年山东新泰天宝镇出土，长84厘米，宽83厘米，楷书。见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后收入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编《周郢文史论集——泰山历史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15]孙启祥：《石门铭辨》，《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汉中历史文化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