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工作的考量

将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讲解内容，讲解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传输作用。如果说讲解工作是一种语言的艺术，那么讲解的普通话标准与否、语言表述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讲解的效果，影响到参观者对“石门十三品”的把握与领悟。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用年度考核来促进讲解质量的提升，其考核包括普通话的测试、内容的把握和新成果的应用。如果借鉴某些行业成熟的做法，那么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1.语言问题。普通话的测试，自然需要有资质的认证机构，讲解员需要达到A+、A级水平，或者至少达到B级水平，拿到相应的证书，方可上岗。目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每年度均有普通话测试达标的考试，内容包括普通话的标准程度、语言组织能力、表述的流畅等，且将测试普及到各县区。教师、播音员、电视台主持人均需持证上岗。文博行业何不加入其行列，让讲解员通过普通话一关？我们还有必要另起炉灶，在每次的讲解培训班中不断用绕口令来测试吗？

2.知识把握。“石门十三品”陈列室所展示的无非是冷冰冰的石头，如何让参观者准确领略其深邃内涵、艺术水平，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故事，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感受，是每一位讲解员、每一位游客所努力追求的结果。作为展示场所的汉中市博物馆，已被列为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将“石门十三品”作为一篇“课文”展示给游客，借鉴中小学教育的模式，那么编写一种教材、规定教学大纲则是势在必行。但是面对来自国外与国内、本地与外地、专业与非专业人士，或者党政机关公务接待与事业单位学习考察、大学生与中小学生等，讲解员断不可用一种教材、一种大纲施讲，提倡的当然是“因人施讲”。我们常见的讲解员培训，参加人员急需了解汉中历史文化、汉中文化遗产，乃至汉中石器时代遗址、城洋青铜器、两汉三国等历史及其文物，但所讲者则大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如何，西安碑林博物馆如何，大话汉阳陵、乾陵等恢宏的汉唐帝王陵墓之气象，理论与实践脱节，所讲与所求剥离，真或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培训出来的效果大打折扣。

问题出现的地方，正是我们需要寻找解决的突破口：

一是有没有作为不同施讲的“教材”？如果有了多种多样的教材，那么这些教材是否“量体裁衣”，能够满足不同参观者的需求？如汉《大开通》与《石门颂》的艺术关联，对于幼儿园以及小学低年级学生，似可画个形象的图，选择一两个有代表的铭文，还要注上音；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似可择其“汉”“通”“道”等字比较，不妨加上描红，知其笔画与笔顺、文字的框架结构；对于初中生，似可再加入老照片，一两句话言之为什么出现这些石刻，这些石刻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于高中生，似可撮录其文字，加注说明，再阐明其艺术价值；对于艺术类专业人员，除文字而外，还可加入历史上如何评价，有哪些人在临摹研究之。若果以此而编写教材，那么讲解员的施讲，不就容易多了吗？因为有标准可循，规范可依。

二是编写这些教材时，是否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的相应专业委员会、知名博物馆审订这些教材，使其在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方面高度融为一体？大中小学生使用的教材，均有相应的机构审订、认定，使之教学相长，文博行业目前尚有个别博物馆出版动漫等普及读物，但仍无认定部门或机构，且各馆馆品和展示品千差万别，编写这种教材也十分复杂，但以省为区域、以专题类区别审定，倒还可以尝试。如石刻类，西安碑林博物馆、汉中市博物馆、略阳灵岩寺博物馆等可作为一类教材编写，由省内相应机构审定，再付诸实施。

三是作为开放式博物馆的宣教工作，“请进来，走出去”无疑是一个重要方向。如果走出去宣讲，无论面对大学生、中小学生还是企业工人、社区居民，我们所用的都是同一展板、同一内容，那么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收不到事半功倍甚至是应有的效果。如果参考教材之中课外主题活动，那么围绕中心开展相应的活动，精心设计、全力组织，或可有更佳效果。

［载汉中市博物馆编《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10）》，三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