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行与生卒

我曾据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妄断王森文为王成祉的次子^[1]。周郢先生据《诸城县续志》：萦绪“著述甚富，子凤文、麒文、森文，孙肇晋。麟文字麟徵，恩贡，善书能诗。肇晋，见《文苑传》”。认为王森文是其三子^[2]。按是志记载，若按其次序排列，森文当然是萦绪的三子。

我们注意到岳震川所说：“余昔读石柱同知诸城王成祉先生《年谱》，盖贤大夫也。清德庇育子贤女，复超寻常万辈，南北名流称‘王十二春林’者，其贤子也。”所指应是王萦绪《成祉府公自著年谱》^[3]，纪事虽止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但上述问题则有迹可循。

王萦绪（1713～1784），字希仕，号成祉、天馥、莲峰，又号五莲山人，山东诸城人。雍正五年（1727）冬十二月娶张宜人，六年冬生长子凤文，十年秋生次子炳文，十二年生三子麒文，乾隆五年生四子淦文，十六年生五子璧文（二十一年殇），另外十三年生长女，八年生次女（十七年殇），十一年生三女，十三年生四女。乾隆二十年春三月张宜人卒。该年冬十月继娶李宜人，二十四年春生六子甲文，二十六年九月生七子炎文，另外二十一年生五女（二十五年殇），二十五年生六女，三十二年李宜人卒于京邸。这样看来，《年谱》之中并无森文。按岳震川所记：“长子凤文，乾隆丁未科举人，知饶阳县，擢知州，亦以循良称。女春林姊与凤文同母，曰张宜人，春林母曰李宜人，继室也。女长春林十余岁，为齐河马御史人龙妻。成祉先生方任酆都县令，李宜人卒京邸，春林与弟妹皆数岁。”这里所说的王森文之姐为张宜人所生，后来又是马人龙之妻。《年谱》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八月，“第三女适齐河县刑部郎中马人龙”。此即王森文的三姐，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女长春林十余岁”，又李宜人卒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春林与弟妹皆数岁”，说明春林不是甲文便是炎文。

再按岳震川记载：“成祉先生卒，春林贫，疏于学，又薄举子业用，是数落解夫人资助之。每下第饮以酒对之泣。春林惭惧，乃攻制艺，遂成进士。及署安康县令。夫人遗仆聘问，寄语曰：‘弟若鬻法受赇，即非奉政府君之子，淡泊非弟能，亦当留有余啖，后世子孙一人享尽。’凡家使至兴安，必谆谆申训，绝不为妇人之仁。呜呼！吾以此益识成祉先生之贤也。屈大夫之姊申申詈平，虑其以忠直伤生，此女兄弟之至情也。识非庸，姚广孝之姊不乐燕王靖难之举，詈广孝画策识敌，烈丈夫。春林之姊，女代母慈，廉正寡欲之教，凛凛如严君宜乎。春林明发不忘，请载以文字。震川素好文，病早衰，不能如欧之并韩也。果能传夫人乎？抑或藉夫人以传余文耶？”按其三姐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岳震川应叶世倬之聘在安康时为嘉庆十八年（1813），这样说来其年过六秩；且按王春林之生平，所以此必为王甲文，其父王萦绪所记甲文，当为家中所称，而森文当为日后所名。王森文不是次子，也不是三子，而是第六子。

端木从恒《叶健庵先生年谱》：兴安太守叶世倬于癸酉年“三月，延岳中翰一山主书院讲席”^[4]，也就是说，嘉庆十八年（1813）岳震川任关南书院讲席。按此计算，森文之姐已过六十，这与岳震川所说的“夫人年过六秩无恙，闻其子少补诸生，凤概倜傥似春林。他日吾游济南，谒孔林，当访识此贤母之子也”也就相吻合了。

道光《诸城县续志》：“徙补雒南。调繁蒲城，甫三月，卒，年六十五。贫无以殓，邑尚书王鼎遗之棺，同官复赀助之，乃归榇。”^[5]徙补雒南在略阳知县之后，而调繁蒲城之后三月即卒。按道光元年（1821），洛南知县王森文遍访洛邑民间，终于征得拓印真本，摹记勒石，碑在保安阳虚山下许家庙村（今洛南县保安镇许庙村），高1.6米，宽0.65米，正面题额为“龟凤呈瑞”，下大书为“仓颉授书处”，背面题额为“阳虚鸟迹”，下书仓颉所造二十八字。这说明道光元年，王森文尚任洛南知县。另据光绪《蒲城县志》^[6]，道光二年（1822）十一月张廷槐任蒲城知县，三年六月王森文接任，但十月则由黄献球继任，说明王森文任蒲城知县在道光三年（1823）六月至十月之间，与“甫三月，卒”的记载相合。如果上述推论属实，那么我过去按照《蒲城县志》记载的道光三年卒，“若不计农历与夏历纪年的差异，笼统地按‘年六十五’推算，王森文的生年则是1758年，即乾隆二十三年”实则有误，他生年应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其父王萦绪已四十七岁。

王森文除名王甲文外，尚有雅号。岳震川说“南北名流称‘王十二春林’者，其贤子也”。章学诚《与王春林书》中也径称“‘春林十二弟’足下”，但“十二”究竟何指，尚待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