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飞逸奇浑”
康有为对《石门铭》的评价，最为突出的是其“飞逸奇浑”“飞逸奇穆”。
《石门铭》，北魏永平二年（509）刻。原在陕西汉中褒城镇北2.5千米处的古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之东壁，1970年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今石刻通高175厘米，宽215厘米，文27行，行22字，字径5～6厘米，楷书，王远撰文并书丹，武阿仁刻石凿字。全文分序文、赞颂铭文和落款三部分。其中，序文简要追述了北魏之前褒斜道的通塞历史，重点记述北魏时特别是正始四年（507）以后，羊祉、贾三德修复褒斜道迴车至谷口段的历史及其效果；赞颂铭文遵循惯例，用韵文对序文内容做了艺术的概括。
摩崖右下方另有一方摩崖，无题，历史上俗称《石门铭小记》，通高98厘米，宽28厘米，文7行，行7～9字不等，字径同前，楷书。《石门铭》及其《小记》，与同在石门隧道内、刻于西壁的东汉《石门颂》相辉映，且开石门隧道为永平年间，北魏永平中又修复。两事同为永平年号，“今古同无极矣”，作者由此作了这一番感叹之辞。吴大澂《石门访碑记》：“其东则王远书铭，铭侧题字七行，笔势超逸，与铭文同，疑即王远书。下有‘贾哲字三德’五字，亦相类。向日拓工不之省，金石家所未见也。”它的内容与《石门铭》相关，应同为一体。《广艺舟双楫》卷一《购碑》将《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与《左授令贾三德开复石门题记》作为两种石刻，误。
《石门铭》559字，《石门铭小记》63字，总共622个字。铭文反映了东汉至北魏正始元年之间褒斜道修筑的历史，羊祉“表求自迴车已南开创旧路”，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百人，共成其事”。这次修路“起四年十月十日，讫永平二年正月毕功”，“自迴车至谷口二百余里，连辀骈辔而进，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莫不夷通焉。王生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于是畜产盐铁之利，纨绵□□之饶，充牣川内，四民富实，百姓肩息，壮矣！自非思埓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这是褒斜道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依据，可补正史之阙略。
表求、主事者羊祉（458～516），字灵祐，山东新泰人。为羊规之之子，有东晋羊叔子（羊祜）之风。山东新泰出土的《羊祉墓志铭》残刻，也反映了羊祉开辟梁汉旧路的功绩：
先是华阳献地，巴剑□门，西南氓庶万里投款，□□望成旧□。朝有闻，诏征持节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公威惠素流，下车腾咏，肃乃建□□礼归□□□开教决□□□敬投。必时官民兼督，于是开石门于遂古，辟栈道于荒途。岁物绢□，□穷□国，恢吴绥蜀，襁负□聚。
石门之固，历代长阻；有德斯开，仁亡还拟。[4]
毕沅《关中金石记》说，王远“无书名，而碑字超逸可爱”。它的用笔，承续篆隶笔意，以圆笔为主，再辅以若干出锋，刚柔并济，点画体势长畅。结体上为以横势为主，开张而疏秀的字势，多呈欹侧之美，气息古雅而瑰伟。章法上字距与行距等同，疏宕有致，与字法相呼应，极接近《石门颂》。《石门铭》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还得益于刻工的奇妙。凿字者武阿仁极忠实于书丹的字迹，字的空间结构保持得不错，点画形态与线型质感，基本体现了毛笔书写的效果，而且刻工很好地处理了转折、勾勒、波势，再现了“圆笔”魏书的丰神。
其实《石门铭》风格的形成，源于汉《石门颂》。
康有为认为《石门颂》高浑。其内容分为两部分：杨孟文颂和王升颂。前者是时任汉中太守的王升“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指杨孟文）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对已故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遼咸从，帝用是听”所作的颂辞；后者则是汉中郡韩朗、魏整、赵诵等颂扬太守王升“案察中曹卓行”的功绩。《石门铭》则有意学之，分《石门铭》及其《小记》，“案西壁文，后汉永平中开石门，今大魏改正始五年为永平元年，余功至二年正月，迄乎开复之年同曰永平，今古同矣哉！后之君子异事同闻焉”，正是其真实的写照。再者西壁较东壁平整，《石门颂》的书风，王昶认为“书体劲挺，有姿致”[5]，罗复堪认为“高超奇逸”[6]，凌云超说“‘山林派隶碑’的翘楚”[7]，更有甚者称其为“隶草”。同在一地，受其影响，《石门铭》正如梁启超所说笔意近于《石门颂》，“此以草为楷”。 马一浮跋云：“虽结体疏宕，而气甚条达，笔势颇存《杨孟文颂》遗意，故自超妙可喜。”[8]其实汉《石门颂》之后，同在一地的还有永寿元年（155）《李君通阁道记》、熹平二年（173）《杨淮杨弼表纪》、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记》、西晋《潘宗伯韩仲元造阁道题记》等，若以之为线索，分析《石门铭》书风的形成及其与《石门颂》的渊源关系，当更为清晰。此限篇幅，不再赘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卷四《体系》中说：“后世寡能传之。盖仙人长生，不食人间烟火，可无传嗣。”其“可无传嗣”的看法，与梁启超所说的“只许赏玩不许学者”相类。民国十四年（1925）正月，梁启超跋：“《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吾乡邓铁香鸿胪一生专学《石门铭》，然终未能得其飘逸。南海先生早年亦然。此外时流或有学者乃怪丑不可向迩，天下有只许赏玩不许学者，太白之诗与此碑皆其类也。”在我看来，《石门铭》是不可学的，乃出于特殊的崖面书刻者顺势而为，即兴而书。
《石门铭》纵成列，横成行，似乎有一张无法抗拒的方格界栏无时无地在约束着书刻者的行为。但其书刻者有意学习汉《石门颂》，且选择石门隧道东壁，如此东西两壁颂、铭相呼应。但石门东壁此前尚无一种摩崖石刻，且崖面凹凸不平、起伏怪异，裂缝石隙纵横其间，虽精心布局，有意为之，但无法处理其中的细枝末节。加之“汉中献地”“梁秦初附”，花大力气修复褒斜道，其效果“往哲所不工，前贤所辍思”，“王生履之，可无临身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自非思埓班尔，筹等张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书丹者王远、刊刻者武阿仁无比快乐、自豪地创作，心情的舒畅可想而知，其书刻效果自非一般。所以即便中规中矩，但却出现了康有为所说的“分行疏宕，翩翩欲仙”的效果。当然书刻者要面对石门隧道之内较为昏暗的光线，其字数又较多，那要费极大的周折，若不设身处地还极难理解[9]。在上述因素促成下所产生的《石门铭》，在今天来看，孰又能学到家、领悟到它的神韵呢？
马宗霍：“南海书结想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石刻》诸种参之。”[10]在梁启超看来，他的老师康有为早年学《石门铭》，并未得其三昧。马一浮也曾说：“近人康更生一生学此，未能得其韵，但条欹斜取势耳。”[11]尽管康有为对《石门铭》倾注了许多心力，但求形似容易，求神似、韵至则难上加难矣，盖因其“飞逸奇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