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铭》源于“龙门二十品”，亦有汉中地域书风
时在1930年，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杂诗之五》云：“朝写《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12]首次将北魏《石门铭》与“龙门二十品”联系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他的书法临摹与创作的感悟。
我们注意到北魏《石门铭》的落款：“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石师河南洛阳县武阿仁凿字。”王远生平事迹，未见史书著录，康有为推其为“正书各成一体”的十家之一[13]。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太武帝诏令“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14]。作为百工之一，石师亦当其列。而凿字者武阿仁自当知书达礼，且籍在洛阳县，当亦受到“龙门二十品”的影响，因为刻铭凿字在当时成为上自贵胄、下至百姓所流行的一种风气。由于北魏《石门铭》本身就是北魏政权文治武功的产物，加之书、刻者亦属北魏朝中之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就是北魏时期的著名书法作品。《石门铭》虽远在秦岭之南的汉中，但与“龙门二十品”形如兄弟姊妹，同姓同种。尽管它是战时的作品，镌刻有其不精之处[15]。
《石门铭》属魏书风格，自古及今的书法研究者均持此观，了无疑义，说明其书法风格符合魏碑体的基本特征，在此不再赘述。若扩之到汉中现存的其他南北朝石刻，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注意到，北魏对汉中一地的攻掠，总体战略目标是先攻仇池地区，再充分利用穿越秦岭的包括褒斜道在内的数条道路，从而谋攻盘踞在汉中的南朝政权。诚如上述，仇池地区是氐羌族建立的政权，在南北对峙时期一直摇摆不定，北魏首先攻占之。之后的武兴政权亦与北魏有着密切的关系。2010年8月，汉中市略阳县横现河镇毛坝村出土了《杨文弘墓志》《姜太妃墓志》残刻[16]。其中《杨文弘墓志》刻于南朝齐建元四年（482）九月之后，其“淳朴雄强，结字方正，行笔从容，在隶楷之间，笔力遒劲体势多变，与康有为誉为‘神品第一’的《爨龙颜碑》有几分肖似”。《姜太妃墓志》刻于北魏正始元年（504），它的书法“挺拔竣整，骨力洞达；结字纵方，疏密有致；行笔爽利，方圆兼施；神采超然，随遇而安。与同出氐族杨氏且年代相近的书法名品《杨大眼造像》笔意时有暗合之处，而竣整过之”[17]。按照华人德先生对于北魏洛阳墓志书风的看法[18]，两种墓志的书法风格可视为其初、中期，与“龙门二十品”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反映出北魏政权对仇池、武兴地区的统治，更可看出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体对这一地区的深刻影响。
图5 《杨文弘墓志》残石拓片
图6 《姜太妃墓志》原石、拓片
从“龙门二十品”角度看，由于当时风气使然，在伊阙出现了大量造像题记，尽管早期多为位高权重者，但由于汉化措施的推行，勒铭刻石很快普及开来，形成了一种潮流。由于国都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辐射功能，龙门之风亦在传播。北魏《石门铭》可视为北魏军事力量进入汉中之后必然出现的一种书法作品。反之，各地对国都的风气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今见“龙门二十品”之中有《杨大眼造像记》，它位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正始三年（506）刻[19]。“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其因是“南秽既澄，震旅归阙。军次囗行，路经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20]而凿成的。杨大眼虽自幼生活于洛阳，但仇池地区位于汉中西部的略阳、甘肃陇南一带，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二地的文化交流。
图7 “龙门二十品”之中的《杨大眼造像记》
对于以汉中盆地为中心的汉中一地来说，“龙门二十品”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汉中更多的时间隶属于南朝宋、齐、梁各政权，这些政权与北魏大致在秦岭一线多次展开拉锯战，因而汉中现存的南朝石刻既与“龙门二十品”风格有关，也表现出更多的率真质朴。如今藏城固县五门堰文管所的《石黑奴造像记》，记载佛门弟子石黑奴为亡父母、亡妇儿敬造释迦牟尼像，以求直生西方佛国土。其布局有列无行，笔画笨拙随意，凿刊味实浓，似率性为之，当为民间书刻者所为。其书风近乎“龙门二十品”，但极显率真之味。再如，今藏城固县博物馆的北周天和六年（571）的造像记，有行有列，中间有界格，明显是有意为之。其书法虽笔画紧结，但开合自如洒脱，极尽飘逸，仿佛北魏《石门铭》之再世。
图8 《石黑奴造像记》拓片
图9 北周《天和六年造像记》拓片
这样看来，汉中现存的南北朝时期造像记、石刻等，并非像仇池、武兴地区《杨文弘墓志》《姜太妃墓志》那样与“龙门二十品”书风几乎形神相当，而是受南朝政权的影响，表现出一种随意，即布局率性，方笔较少，更为飘逸洒脱。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在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之中，我还深入汉中所属各县区博物馆，意外地发现了部分新资料。如“孝建三年”砖，1979年城固县竹园村南朝墓出土，南朝宋孝建三年（456）刻。长42.5厘米，宽30.5厘米，厚8厘米。文云“孝建三年十月十日陇/西辛楚秦州西曹/河南巴深二郡太/守之铭/”，虽为砖刻，但与《石门铭》一样飘逸，更与“龙门二十品”的方峻之气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再如，城固县博物馆藏南朝墨书陶罐，虽文字尚未完全识读，但其书法风格亦与《石门铭》一脉相承，又更多显示出一种随意为之的倾向。
图10 “孝建三年”砖刻，现藏城固县博物馆
图11 南朝墨书陶罐，现藏城固县博物馆
由此看出，远在汉中的北魏《石门铭》的书法风格，既源出“龙门二十品”，是典型的魏碑体作品，又有汉中一地的地域特色，显得更加飘逸洒脱。如此，不知方家以为然否。
（本文为第一届全国魏碑书法大赛暨魏碑书法论坛入选论文，载杨杰、杨炳旭主编《魏碑圣地——全国魏碑书法大赛暨魏碑书法论坛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总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页。
[2]冯岁平：《地域书风中的北魏〈石门铭〉》，载青岛崇汉轩汉画像砖博物馆、文物出版社编《全国第三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3]宫大中：《洛阳前后魏碑志与郑道昭云峰诸山刻石》，见氏著《中原贞石墨影》（上）第一部分《石墨镌华 源远流长》之五，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36～39页。
[4]（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3页。
[5]（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3页。
[6]《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魏书》卷四《太武帝纪》、《魏书》卷五十一《皮豹子传》。
[7]（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九《南安王桢传》，中华书局，1984年，第495页。
[8]冯岁平：《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第三章，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54～55页。
[9]孙启祥：《〈石门铭〉辨》，《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汉中历史文化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0～191页。
[10]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240页。
[11]《魏故镇军将军兖州刺史羊公墓志铭》，长84厘米，宽83厘米，楷书。见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后收入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编《周郢文史论集——泰山历史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12]于右任《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读诗集联》：“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载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近现代编于右任卷，荣宝斋出版社，1998年。又见冯岁平：《石门十三品》第二章，西安地图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13]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卷四，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132～133页。
[14]］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卷四，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132～133页。
[15]冯岁平：《分析〈石门铭〉刊刻的一个现象》，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第七届全国书法史论国际研究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16]关于两种墓志残刻和汉中现藏的南北朝时期的造像记等新资料，俱见冯岁平：《地域书风中的北魏〈石门铭〉》。
[17]蔡副全：《新发现武兴国主杨文弘与姜太妃夫妇墓志考》，《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第91页。
[18]华人德：《论魏碑体》，收入氏著《华人德书学文集》，当代书法理论文集系列之一，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第79～80页。
[19]李樯：《〈杨大眼造像记〉刻造时间及其他》，见氏著《杞芳堂读碑记》，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271页。
[20]宫大中：《伊阙摩崖碑林》，见氏著《龙门石窟艺术》第五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