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石门的研究
对于包括摩崖石刻在内的石刻研究，除亲赴实地考察外，另一传统则是根据拓本赏玩、研讨，从而提出许多真知灼见。
鲁迅（1881～1936）在教育部供职时收集的汉中碑刻拓片，最早者是《石门颂》，最晚者是《石门铭后题记》（即《石门铭小记》），去琉璃厂多在星期六他休息之时。从《鲁迅日记》[17]看，他从琉璃厂碑帖铺中购有：《乙卯日记》1915年7月4日星期天，“午后往留黎厂（今作琉璃厂）买《杨孟文石门颂》一枚，阙额，银二元。”《丙辰日记》1916年6月10日，星期六，午后“往留黎厂买汉中石刻拓本一份，除《鄐君开道记》，共十二枚，直（值）六元。”这次购买当为“石门十三品”，其中不包括东汉《开通褒斜道石刻》和北魏《石门铭小记》；数量也最多，总共12张。《丁巳日记》1917年12月16日下午，又在琉璃厂购《石门铭后题记》一枚，从书帐看，这张拓片价格是一元。鲁迅收藏“石门十三品”拓片时，不免遭遇伪品、新拓的困惑。《丙辰日记》1916年1月9日记载，这一天也是星期天，午后他在琉璃厂购买《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拓本说：“买《鄐君开道记》旧拓本一枚，‘钜鹿’二字未泐，值二元。”从清代以来，金石学家以“钜鹿”有无、损泐与洗刻来鉴别拓片的优劣与时代的早晚，但当他回到寓所绍兴县馆审视时，却发现它并非旧拓，不禁黯然神伤，遂于翌日（周一）再至琉璃厂请求调换，“午后审知《鄐君开道记》为重开后拓，持往还之，别易较旧者。‘钜鹿’二字微可辨，直（值）减五角。”这说明鲁迅先生乃碑拓的行家里手，也可看出当时汉中拓片在市场上的混乱状况。
鲁迅先生购买碑刻拓片，意在抄录碑文，研究金石，著成碑录，与书法临摹有着本质区别。他搜罗每一种石刻拓片时，力求完整；校勘碑文，如同纂辑古书一书，总是参照各种拓本与著录进行比较研究，反复校勘，不厌其精，因此对前人著录研究有所补益和纠正。如他购得的《石门颂》，就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10字；《石门铭》及其《小记》，大致前后两次购得。鲁迅对石刻的执着，可从《鲁迅日记》丁巳（1917）元月22日看出：“晚许季上来，并贴食品。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他独坐山会邑馆补树书屋中抄录碑文，除夕之中尚能如此认真，可见其对碑文的重视。所以鲁迅先生对“石门十三品”的钟情，是值得一提的。
康有为（1858～1927）《广艺舟双楫》早在1888年完成，其尊碑抑帖之风畅行一时。由于他钟情于被他称之为神品的《石门铭》，所以1922年康有为又题《石门铭》二首：
北碑终是王家好，王远书铭在石门。凤翥鸾翔仙众去，花浓雪聚佛微言。
瑰姿异态自奇逸，隶韵草情得妙玄。右挈龙颜左瘗鹤，追随羲献探南元。[18]
梁启超（1873～1929）也乐好碑刻拓片的收藏，早在民国六年（1917）题《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记》时即指出“隶书带楷行笔法，且含草意，此晋蜕嬗之迹也”，“此碑盖兼魏晋两代之迹矣”，还纠正了翁方纲对首行的释文，认为晏袤释为“泰和”是准确的[19]。跋《石门铭》，认为其“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天下有只许赏玩，不许学者，太白之诗与此碑皆其类也”。此外他还对《李君》《杨淮表纪》作了相应的研究。
1930年，曹恕伯《残碑索隐·寒泉盦随笔》评《石门颂》“风华艳逸，颈挺自恣，与《褒斜道》疏密不齐，颇具深逸”，将其奉为隶中之草，并指出与《李孟初碑》《祀三公山碑》之不同，《石门颂》的“命”字被石花切断，“诵”字虽然石理残泐，然竖笔处因为健挺，石泐处臃肿不塔，“升”字末笔更为崭然，所以其笔画长短适均，竖笔乃自然垂笔，非故意为之，“得此本观览，供人玩索”[20]。
1934年10月23日，著名学者罗尔纲受胡适先生的安排，前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整理晚清艺风堂缪荃孙收藏的拓片。他对每种拓片均登记其年代、地域、碑主姓名，撰人姓名，碑的尺寸、碑文的行数与字数、碑文漶漫剥落程度等，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艺风堂拓片第16号便是《鄐君部掾开通褒斜道碑》[21]。
董作宾（1895～1963）先生因汉中来的友人赠其《石门铭》旧拓，便“张之壁上，取《金石萃编》校读之，揣摩旬余日，多识者三十余字，全文句读可通。此刻旧称书法超逸可爱，学者多奉为圭臬，文字记叙开山修道事，关系土木工程，亦极贵重之史料也”，因此在1940年3月3日写成《石门铭校考》[22]，提出石门创修于东汉永平年间，汉中献地一事指正始元年（梁天监三年，504）夏侯道背梁归汉，北魏重修褒斜道可补《北史·羊祉传》之阙如。同时他还邀请岑仲勉、劳干先生摩挲推敲，多所辨识，提出了它的撰与书非同一人的看法。
高文先生《石门颂集释》指出，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为楗为杨涣孟文所立，主镌石之役者，晁汉强、王戒二人，晁、王复承赵邵之属，于颂后纪王升造作石积事，并对摩崖全文作了阐发，最后著录了《石门颂》的文字[23]。他还发表了《西狭颂集释》《郙阁颂集释》等成果，可以说是研究《石门颂》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研究“汉三颂”的重要成果。
张震泽（1911～？）认为高文先生“文中错字晦文，多已疏解，略可讽诵”，对于“间有未释，或释而未尽未安者”则作了详细的补述，并对所见职官名称与王府君附记作了相应的探讨，尤其是指出碑文通体用韵，并求诸古韵多有相合：
第一组：躬、通、隆、充、中、秦为一韵；
第二组：焉、难、艰、年、门、残、循、巅、渊、晏、磐、寒、前、残、患、安、言、文为一韵；
第三组：请、争、悬、经、平、宁为一韵；
第四组：旬、原、贤、勋为一韵，与第二组同；
第五组：明、光、荒、强、霜、方、通、常、纲、章、明、情、荣、纵、皇、通、同、功、诵为一韵；
第六组：知、易、归、丽为一韵[24]。
值得一说的是，著名学者张祖翼（1849～1917）评《石门颂》：“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25]他也著成了《汉碑范》一书。其子张延奂（1874～1931）也承续其研究，著成《汉碑古字通训》一书[26]，对汉《石门颂》作了大量阐释，堪称一部民国时期研究汉碑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