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表》诸史实辨析
如果名《李君表》恰当，那么摩崖所称的李君之名、所表之功何在？
李君，第一、二行称“右扶风丞楗为武阳李君讳禹字季士”，即说时任右扶风丞的李君，字季士，名禹。原刻第二行首字不显，经仔细辨识为“禹”，前此释为平、寓、初、寿、建、兴[13]，非也。“禹”字起笔上方有斜状的石花，“口”的第二笔又右出第一笔，再加之“冂”部的崖面凹低，所以笔画显示不明，起笔与“口”似乎又有一横画。
永寿元年，顾千里说：“知第二行‘永’字下、‘元年’字上，为‘寿’字，或释作嘉，非也。”[14]“寿”字刻在不平整的崖面，从石刻上看为“寿”字，了无疑义。“始兴解大台，政由其卑。安平之处，万民欢喜，行人蒙福”。“大台”，莫友芝释为“大台之旧，必当桥格要处。经鄐君开通，孟文功饰，稚纪造作，犹崎险难行，事又改高由卑，故得‘安平省剧，万民欢喜，行人蒙福’也”[15]。这里桥格（栈道）的要处，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并未阐明。缪荃孙则云“大台疑系阁道地名”[16]。汪鋆则作另一解释：
碑云“永寿元年，始解大台政”。蝗水之灾，始于永兴元年，讫于永寿元年，乃蒇其事，故曰“始解大台政”也。碑文以下所述，是民感禹之惠政，为著其历官阶级，以表之台而曰“大”者，即如《大戴记·易本命注》谓有包容丰富之义，殆即今之颂长官者，大人、大宪之意欤！
按，“解”为解除，如《石门颂》有“或解高格”。所以大台当为栈道之险要，或地名，或特指。至于何地何段为大台，今已无从得知。
“其卑”，俗语有“抱其雄，守其雌；抱其阳，守其阴；抱其尊，守其卑”，可见他守其卑微，地位不高。莫友芝说：“君名字无可考也。见《华阳国志》载楗为人士，两汉无李姓，而于晋则大书武阳李令伯及其诸子，他姓寥寥。可见李实楗为望族，事岂其高曾行，常氏失其行迹耶？”[17]“君名字无可考也”则不然，石刻文字明确说李禹，字季士。而据《华阳国志》，则可知李禹当不会为当时楗为望族。
“安平之处，万民欢喜，行人蒙福”，缪荃孙认为“此碑亦系纪述修路之事”，“此殆言修路之功，行人得以去险就夷”，故有此语。杨铎则说“盖亦去险就夷，以便于民，故为之刻石纪功，如《开通褒斜桥格》及《石门颂》之类，不可没也”。关于汉代修路，《西狭颂》有“行人欢悀”语。看来李禹所修当是所辖境内的古代道路。对此，莫友芝说：
褒斜谷亘数百里，南口褒在汉中褒中，北口斜在扶风武功，故扶风丞亦有治谷道责。大台之旧，必当桥格要处，经鄐君开通，孟文功饰，稚纪造作，犹崎险难行，事又改高由卑，故得“安平省剧，万民欢喜，行人蒙福”也。
右扶风丞是否负有修治与石门相关道路的职责？右扶风为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之一，位居关中平原的西部。东汉国都在洛阳，三辅之秩虽有所降低，但依然管辖关中区域。而穿越秦岭的故道、陈仓道抑或褒斜道，其南为汉中郡，其北则为右扶风，因此职有修路之责。所以莫友芝说的“褒斜谷亘扶风、武功、汉中、褒中间，故扶风丞亦得治汉中道”[18]，无疑是符合史实的。
此后，石刻记述了李禹的爵里、政绩。“故牧益州从事”，牧益州即益州牧。从事原指差事，而不名官。据《汉官仪》载：“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同诸郡从事。”从此始，“从事”为汉代州郡县自辟属吏，时称“史”，并分曹办事。议曹掾为议曹之长，职掌参议地方政事。
尚符玺郎，郑樵《通典·职官三》记载：
后汉有符节令，两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别为一台，而符节以一人为台经，掌符切之事，属少府。
符节令，秦时称为符玺令，其职掌符玺。《汉书·霍光传》记载有“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颜师古注：“恐有变难，故欲收取玺。”这是掌管国玺的。《后汉书·百官志》载：“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看来东汉时已别为一台，掾史较多。
李禹为右扶风丞是在“迁宜禾都尉”之前还是之后？莫友芝认为：“追述丞扶风前所历官云。‘擢宜禾都尉’者，则其丞扶风后所迁。”在叙李禹历官时，石刻注有“故”，即已任过。而“迁”，即待迁。而石刻叙述时任右扶风丞的李禹之修路事，所以换为城固令之后，再为右扶风丞，待迁宜禾都尉。陆增祥谓：“永寿元年者，是追记李君历官之年，而非刻石之年。”永寿元年之后有“始”字，表明从此年开始修治褒斜道。这样说来，《李君表》镌刻时间只可能是李禹永寿元年修路之后。郭荣章先生说：“李君于永寿元年始解大台政，即在此年修阁道，民受其益。此后，李君历官巴、益、汉中，俟迁宜禾都尉时，人感其德，乃为之记，此即刻石之年。”[19]所推断的历官，则不完全准确。
至于《李君表》为什么要刻勒在石门西壁？自古及今尚无学者论及。我们知道，此前石门隧道之内，有确切纪年的只有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遼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烝烝艾宁”，汉中太守王升则“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同时他还“闵谷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成韩良字显公，都督掾南郑魏整字伯玉，后遣赵诵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而杨孟文、王升同为楗为武阳人。右扶风丞李禹同样是楗为武阳人，其修路之举想必有追崇乡贤之意。因为即便到了熹平二年（173），同郡的黄门卞玉“谒归过此，追述勒铭”，这才有了石门隧道的另一种摩崖——《杨淮表纪》。我们还注意到，汉中太守王升追慕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始有《石门颂》；“伯玉即日徙署守安阳长”，也有颂扬汉中太守“王府君”一段。按上述推断李禹的历官，即由朐忍令换城固令，再为右扶风丞。城固本为汉中郡所属，且褒斜道的修治，右扶风亦有职责，在曾历官的郡境之内——石门隧道勒刻摩崖，颂扬其在右扶风丞修路之举，中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有学者认为宜禾都尉故城“距汉中有千里之遥，李君迁宜禾都尉，必当远行，汉郡邑人因勒石以怀其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