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摩崖究竟怎样名之？

任何一种石刻的命名——不管是摩崖还是碑碣，都是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依照它的题额当然是它的命名之惯例，《石门颂》应该名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后世时而简称《杨孟文颂》《杨君颂》等。从北宋至南宋时，《杨孟文颂》一度被误名为《杨厥碑》，经洪适《隶释》指明，至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辨析，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纠正。当然它长期被简称为《石门颂》，似乎是颂扬凿通石门之功效，或是赞颂石门之畅达。经郭荣章先生辨正，它是赞颂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功绩的，称《石门颂》无疑是一个误解^[1]。但沿袭既久，改名也没有必要。

石刻的名称与记述的内容也应该名副其实，如此研究起来也就会名正言顺。摩崖说“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后来“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这条道路即子午道悬峻难行，司隶校尉楗为杨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遼咸从，帝用是听”。褒斜道复通后，呈现出“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烝烝艾宁”的喜人成效。到了建和二年（148）仲冬上旬，汉中太守王升“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所以感念其功而作了这篇颂辞，颂扬的是他“涉历山道，推序本原”之后“嘉君明知，美其仁贤”——为了公益性事业而坚韧追求及其所取得的便捷效果，并非彰扬石门的开通，抑或子午道开通后的畅达。所以说前述的名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杨孟文颂》或《杨君颂》无疑是准确的。

不过它的内容还远不止此，请看最后这段文字：

王府君闵谷道危难，分置六部道桥，特遣行丞事西成韩朗字显公，都督掾南郑魏整字伯玉，后遣赵诵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积，万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

王府君指的是谁？《墓志举例》卷一记载，韩文公《唐故秘书少监赠疑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王芑孙注：“书赠又书府君，耆旧之义也。”又说“汉人碑版或称府公，或称府君，大抵刺史、太守，而故吏称之。以耆旧为例，亦不尽然”。所见府君既指耆旧，又指刺史、太守，王府君应指当时的汉中太守王升。这位太守在刻镌时还尚在人世，幕僚尊称他为府君，可见府君亦可指在世的刺史或太守。

这段文字明显是韩朗、魏整、赵诵及其下属颂扬汉中太守王升功绩的，除“案察中曹卓行”记述与颂扬杨孟文事迹有联系外，丝毫看不出有其他方面的直接关联。清倪兰畹《石门道记》：“《杨孟文石门颂》后，附刻《王府君造石积事》。”^[2]清严如熤《重刻汉中府志》将《石门颂》和《王府君造石积事》并列为两个摩崖石刻。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是《石门颂》的后记^[3]，是它的附刻^[4]。我们认为《王府君造石积事》较为准确、恰当，而后记、附刻似显模糊。尽管王升尚有其他事迹，但无妨称之为《王君颂》。凌云超《中国书法三千年》“尤喜此碑后段的各个官衔记文，精挺紧凑，别具风范，可以说‘山林派隶碑’的翘楚。”^[5]看来《石门颂》前后两部分的内容和风格也稍异。

如此说来，摩崖题额只提到已故的司隶校尉杨君，这当然是摩崖记述的重点。而王升造作石积只是王升涉历山道后又一业绩——“或解高格，下就平易”，不仅“行者欣然焉”，而且属僚魏整“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一石二内容，这在现存东汉石刻中实属罕见。但两部分内容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整体，这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如果要给它一个十分准确的名称，那么《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汉中太守王君颂》这个名称最为恰当。

顺便讨论一下作者问题。《石门颂》分前后两部分，关于作者最好分而论之。颂扬杨孟文一段，落款明言“五官掾南郑赵邵字季南，属褒中晁汉强字产伯，书佐西成王戒字文宝主”，主即主持，就是说由赵邵、晁汉强和王戒主持其事。按《后汉书·百官志》：每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三人董理时各有职责，《石门颂》应是出于上述三人及其书佐之手，作为汉中太守，王升至多决策、参与其中而已。说王升撰文，或属勉强。摩崖最后一段，即王升造作石积一事，尽管没有落款，但从文中看出，此段作者要么是赵邵、晁汉强和王戒，要么是韩朗、魏整和赵诵，而后者可能性较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断非王升本人所作，因为他怎么可以自称“王府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