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初步认识
研究石门石刻，文献记述与实地考察十分重要，但在近些年公布或发现了众多石门老照片之后，这种研究无疑需要重新审视，因为这些图像既不属于文献，也不属于实地考察所得。直到现在，这些照片也经常被当作“插图”来对待，或补充说明文中所述，或图文并茂作为互动的依据。
老照片的意义应不止这些。试看著名公路学家张佐周1936年拍摄的《石虎》——山崖间镌刻《石虎》，四周遍布墨渍，其下是潺潺的褒河，陡峭的山崖，用石块垒起，那显然是为了棰拓的便利。而《石虎》摩崖在20世纪30年代已被炸毁，陈列的则是它的复制品。这帧照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历史记忆，即当时拍摄者拍下的历史瞬间，这个瞬间保留着迄今为止文献记述所无法比拟的信息。正如冯克力先生所说：“照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具体化，即使某些为了图解某种概念而拍摄的照片，画面所提供的直观信息也往往超出其概念本身，历史照片似乎天然地便具有帮助我们以多元视角认识历史的功能。”[7]面对灌溉万亩良田的石门水库，历史的真实很大程度也只能靠这张照片反映了。
再如1936年《张氏拓碑》照片，作者张佐周写道：“石门外山河堰石刻，匠人张老汉拓碑，上有二排石洞上小下大，是古栈遗迹。”从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所作的拓片，前大半已完成，当时正在做后半部分。石刻起首句“绍熙”二字已残，拓片最后一列则至“董其事”止，并不像今天所见的拓片那样规整。在捶拓此张拓片前，已至少做了一张，从照片看，拓片暂置于照片画面的左方木架。这种摩崖所处地理环境还十分峭壁，捶拓只能搭就木架，柱子为圆，上铺木板；拓工张氏上衣较厚，下身仅着单裤，且裤腿挽起。石刻上方有两排栈道壁孔，上小下大，但都是方孔。过去摩崖石刻的传播与弘扬，很大程度依靠拓片的流传，今天保留下来的捶拓照片，说到底还是极为稀见。从照片的细部还可以辨识出《山河堰落成记》及其周围的一些历史信息，所以这张老照片也是当时历史的直观而形象的展示。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8]试图用《点石斋画报》“为（晚清）历史打开一扇奇妙的小窗”。各式各样的漫画、速写等，当然具有这种功能。但老照片是属于“左图右史”的图吗？须知这里的图，应指地图（map）[9]。老照片是经史子集的哪一部分？如果将它归纳为接近地理学的舆地学，那么如张氏捶拓《山河堰落成记》这样的老照片，则应当被归为何类？显然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拍摄者拍下的无非风景照和肖像两种，风景照反映的是客观的存在，肖像虽经拍摄者百般摆弄，但也是瞬间的真实记忆。照片的效果当然取决于光线的明暗，说到底摄影是掌握光的一门技术。而且摄影者出于什么目的、用的是什么器材，也直接影响着照片的质量和效果。正如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10]说的：
在照相中，摄影的立足点和时间的选择还是存在着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这种判断就需要有所限制。如果摄影师往往是艺术家，如果他有时间，那么在摄影时他将选择具有特别美的或者动人的色调的瞬间；但是，我们要感谢给我们留下了绝大多数对地理学有价值的照片的旅行家，他们并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待最好的瞬间去摄影，他们必须接受正好碰到的色调，在摄影立足点方面也不能有多大选择的余地。照相可以比素描或者绘画带来多得多的细节情况；但正是这一点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优点，因为主要的事物入往过分隐没在细节情况之后，艺术摄影师所寻求的优美的前景往往严重地遮掩了地理学家所关心的真正风光。
请看石翊所作的《褒城石门之正面景》：他拍下的是石门隧道北口的情景——峭壁的山崖间，石门洞呈现墨黑色，洞底部用石块垒起了有一人高的石墙。再看1964年的几帧《褒斜道石门》[11]：其中一张拍摄的也是石门隧道北口的情景，不过他还兼及南面的《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它的北口所垒的石墙已取大半，仅留东墙的小部分；一张是1932年所建的栈道已被毁坏，仅存混凝土所制的横梁；尤其是其中一张石门隧道南口的照片从河滩拾级而上，南口外侧已砌起石栏杆，西侧已立保护碑，南口下也有垒起的石墙。如果现在将上述一个世纪不同时期的石门照片及其信息综合起来，那么一个形象而直观、真实而信息含量大的石门及其历史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由此看来，这些老照片“较之于文字的记述，照片往往更直观，也更确定”，“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留住了历史的原汁原味，使得它不那么轻易地就任人打扮，任人涂抹了”，“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从叙述历史上看它确为独立的话语系统，而从历史角度看它不属于经史子集，也不属于其他类型，而是独立的资料体系。所以，不管是地理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是文学家还是艺术家，石门的这些老照片都是一笔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石门故地面目全非的今天来说；它也是研究石门石刻不可绕过的课题之一，是与文献记述、实地考察所得并驾齐驱的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料；它更是客观存在的风貌的直接写照，从而提供了丰富而值得深入挖掘的历史信息。
当然李布朗（Brian Lees）认为即便现在的“真实”照片含有丰富的信息，但缺乏空间背景[12]，这样3S技术就派上了用场。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图书馆还查阅到苏联时期绘制的大比例尺褒斜道地图，加之原有的各式地图，如果建立石门石刻数据库，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照片展示了石门客观历史的存在，虽然是它的历史瞬间，但更多展示的是它的真实的历史。不知现在还有人收藏石门石刻的老照片了吗？
［载汉中市博物馆编《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8）》，三秦出版社，2009年］
【注释】
[1]Gael Newton：Picture Paradise Asia-Pacific Photography 1840s-1940s，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Canberra，2008，P32-33.
[2]该项目分别得到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陕西省文物局的立项资助，部分成果见冯岁平等主编《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
[3]赵力光主编：《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4]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褒斜道连云栈南端调查报告》，《文物》1964年第11期。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址及题刻的调查》，《文物》1964年第11期。
[6]赵力光主编：《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
[7]冯克力：《老照片的诞生》，载氏著《感言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8]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9]我们合作交流的一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李布朗（Brian Lees）有精辟的阐述，见《地图的语言和语法》，载《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75～187页。
[10]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9页。
[11]赵力光主编：《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第152～153页。
[12]﹝澳﹞李布朗（Brian Lees）：《地图的语言和语法》，载《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