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已久的汉代摩崖——以汉《石门颂》为例

冯岁平

汉代书法的载体大致分为简牍、碑碣和摩崖三类。简牍出土已多，直接书写，是典型的书法作品；碑碣存世亦众，除书丹还镌刻，自然包含书刻两个方面；摩崖则在事发之地选择山崖镌刻所成，人称“天然的山崖”^[1]。陕西汉中城北的褒谷口之石门摩崖石刻，被称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群，其时代最早者为东汉永平九年（66）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最晚者为民国宝汉公路修建时所留下的于右任书《石虎》、赵祖康《新石门》及五言古诗摩崖等^[2]。东汉石刻除上述《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外，还有东汉建和二年（148）《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俗称《石门颂》）、永寿元年（155）《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熹平二年（173）《杨淮表纪》，以及尚需进一步讨论的《石门》《石虎》《玉盆》和《衮雪》等大字书。探讨摩崖无外乎要运用碑碣研究之法，因为摩崖、碑碣同属石刻门类，历史上甚至有将摩崖称为碑者，如将《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称为《鄐君碑》等。我在赏读这些汉代摩崖时，却发现以往贤哲的深邃研究中，还缺乏对汉代摩崖亲身而深刻的认识，以碑碣推论摩崖，或靠拓片论述摩崖，抑或以己之度判定摩崖等，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误读。《石门颂》号称“隶书极作”，自清代中期以降，中经民国以至当代，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并蔚为书法创作、创新的取之无穷的富矿。故本文以之为例，对几个误读已久的地方进行论辩，并就正于当下书法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