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石门汉刻艺术——以汉中馆藏汉代文物为主
冯岁平 何 健
“石门十三品”中的汉代摩崖石刻，无论是《开通褒斜道》的疏密有度、布局张弛，还是《石门颂》的飘逸洒脱、隶中带草；不管是《李君表》的率性而为、顺其自然，还是《杨淮表纪》的雍容大度、松紧有度，其书法水准极高，早已成为汉代隶书发展的极佳标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地域也有一个地域的书法，而汉中馆藏的汉代诸多器物铭文还能为汉代书法的发展、演变提供有力的佐证。
众所周知，汉代的书法资源极为丰富，除简牍、墨书一类呈现出书者的书写状态外，还有大量的如碑碣、摩崖之类，尽管还存在镌刻是否忠实于书写的诸多问题。汉中及各县馆藏的汉代文物中，也有不少器物铭文，可佐证汉代汉中的书法特点，明乎此，反过来又为品鉴这些文物提供相应的依据。
“石门十三品”最早者是东汉永平年间的《开通褒斜道》摩崖，而汉中馆藏的铭文器物之中，最早则出现在西汉时期。如汉中市博物馆从汉台区七里办事处征集到一件西汉铜锺（编号207），略残，高36厘米，底径22厘米，腹部刻“安夫人器”，未见著录。诸字均为小篆，明显有着秦代小篆的风格。
图1 西汉“安夫人器”铜锺
汉“安夫人器”铜锺的诸字是錾刻，而同为汉中市博物馆所藏的东汉铜洗，其铭文则为铸造的阳文，“建宁二年造”的“建”“造”则融篆隶为主。1972年6月，从勉县原红庙红光一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东汉堂狼洗，今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号211）。口径29厘米，底径19.3厘米，高17.2厘米，敛口，宽沿，鼓腹，平底，底部有对称的兽面衔环，腹上部有凸弦纹两道，内底铸有铭文“元兴元年堂狼作”[1]，也是篆隶相融。这大抵也是东汉时期篆书的一种流行风格。
图2 东汉铜洗及其铭文
图3 东汉铜洗及其铭文
汉中市博物馆馆藏铜洗1件，馆藏188号，高19.5厘米，口径43.5厘米，底径25厘米。器形侈口微敛，宽折唇，鼓腹，圈足，内底有水鸟、鱼、钱纹图案，铭文“富贵昌宜侯王”，此类书体为六书之一的缪篆。缪篆没有随着社会通行文字同步隶化和楷化，它基本朝着实用与美化方向发展。其后多用于汉印文字和铭文，文字平直方正的风格，表现出精致、美观、典雅和庄重的艺术特点。
图4 西汉王氏铜锺铭文
当然，汉中各地的器物铭文之中，更多的是隶书，多与石门汉刻风格接近。如宁强县文管所藏西汉铜锺（编号J069），口径18厘米，底径23.3厘米，高49厘米。侈口，鼓腹，圈足，器物腹上部两侧装饰有一对兽首衔环，在口部、腹上中下部饰四道等宽带状纹。铭文3行12字，云：“王氏，容/一石一斗八升，/廿九斤。/”“石”“ 斗”“九”“斤”诸字篆意犹存，但整体上已完成了隶变，隶书风格十分明显。
洋县文博馆藏“大富利”长柄熨斗（洋总242），斗径14.1厘米，通长35.8厘米，高4.3厘米，直口，平折宽沿，浅腹一侧接长条形直柄，圜底，通体无纹饰，其斗柄根部上面刻“大富利，宜子孙”。1982年勉县博物馆征集到了一件东汉中期的铜洗，口径35厘米，沿宽3厘米，底径19厘米，环径5.5厘米，高18厘米，侈口，小弧腹，对称铺首衔环，腰部有三道凸弦纹，内底两侧各有一条鲤鱼，头朝上，底外部有明显的烟炱。内部铸造阳文“日入百千万”[2]，连同上述洋县的“大富利”长柄熨斗，其风格与《大开通》比较，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图5 东汉“大富利”长柄熨斗及其铭文
图6 东汉铭文铜洗拓片
勉县博物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帮助下修复了已往出土的汉代文物，发现了窦氏鼎上3行铭文：“窦氏鼎，/容二斗，并/重十二斤。/”1985年4月，汉中市博物馆在汉台区原铺镇砖厂清理了7座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器物，其中有弩机，郭、牙、悬刀、键均在，面刻简槽，郭身一侧有铭文：“永元六年，考工所造，/六石六钱。郭工田/孙作，造工王山，太仆/监工。掾□令恭丞/霸掾珍史咸主。/”[3]其书风接近《大开通》，隶中有篆，疏密有致。
图7 东汉窦氏鼎及其铭文
图8 东汉弩机及其铭文
从铺镇砖厂出土的铜熨斗（编号218），长17厘米，高5.5厘米。1999年在准备汉中汉代史迹陈列时，我们在秦俑博物馆帮助下进行修复时发现铭文“作治尉斗直五百五十”。尉，即熨；直，即值，铭文为刀刻隶书，竖行九字，笔画流畅，文字飘逸，其风格酷似汉《石门颂》。
汉代铜镜上的铭文所包含的文化取向、审美观念、时代风尚、书体特征等，展示了汉字从古文字篆书演变到隶书的重要阶段[4]。汉中市博物馆馆藏汉七乳禽兽镜，直径18.5厘米，厚0.7厘米。圆钮圆形，半球形钮。内区饰二龙、一虎一鹿。中区七乳钉间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瑞兽、羽人等。外区铭文为“青胜作竟□□□，左龙右虎不避羊，朱雀、/玄武顺阴阳，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外缘饰线纹、双线波纹和两周锯齿纹。字形扁宽，笔画平直，有隶书向楷书变化的趋势。
图9 东汉长柄熨斗及其铭文
汉昭明铭带铜镜，直径12厘米，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一周内向八连弧纹，两周斜线纹之间有铭文“内而清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象而夫而日而月而”，素宽缘。这类字形约成于汉武帝时期，流行于西汉宣帝至王莽前后。镜背的铭文完全成为装饰的主体，盛行图案化字体且字里行间夹有符号，字体有圆体草化、方折隶化两大类型，但多以方正的篆隶为主，且较前期的篆隶体规整，笔画粗细均匀，基本接近通行的书写文字，只是略有篆字和简化字。
汉代的铭文镜是汉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是汉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最真实和最丰满的图文记录。铭文是一种装饰性、设计性很强的文字，从不同风格的文字形态，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发展的趋势、人们的审美意趣。汉中馆藏的铭文铜镜较为丰富，其铭文内容和样式多变。我们虽然不能将其纳入汉中地域的书风，但这种文字形态必然会对这一地域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
图10 汉七乳禽兽镜及其铭文
此外，汉中各地还收藏了汉代铭文瓦甓，如城固县政协藏铭文汉砖（编号10），上刻“杨昌”，隶书；背刻“月”。宁强文管所藏“当王天命”和“汉并天下”、汉中市博物馆馆藏“长乐未央”“祠室屋当”等。
对于“当王天命”瓦当，陈直先生云：
陶质纯红，文四字“当王天命”，南郑、汉台出土。此瓦《陕西金石志》释为“当王天下”，细审下字系“命”字之误，乃合外边界格成文。此瓦文字环读，而“当”字笔画内，又包含“副”字，应读为“王当副天命”，汉人字体之妙，可见一斑。特瓦质粗疏不致处，故文字精湛者甚少。[5]
图11 汉昭明带铜镜
图12 城固县政协藏“杨昌”砖
图13 东汉“祠室屋当”瓦当
图14 西汉“当王天命”瓦当及陈直先生题跋
以上列举了汉中馆藏的汉代铭文器物，从中不难看出，西汉初期的“安夫人器”铜锺明显有着秦小篆的书法风格；东汉时期篆书铭文，则融合了当时普通流行的隶书风格。此时以隶书为主的铭文器物，有的仍处于隶变之中，即篆中带隶，隶中有篆；有的则完成了隶变，但其风格多种多样，有《大开通》那样疏宕有致者，也有《石门颂》那样飘逸洒脱者，还有《杨淮表纪》等雍容大度者。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器物的时代序列是清楚的，因而可以据此印证石门汉刻的书法风格。石门汉刻的书法风格，对于进一步确定这些器物的时代也是有裨益的，因为毕竟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书风，具有趋同性。以上梳理的汉中所存汉代文物中的铭文，尽管因其时间跨度大、材料分散、功能作用有所不同，在书风探讨中很不容易得出确切的结论，但就“石门十三品”的文字书法，变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汉中历史上其他的文字风格，不仅是一种鲜活的标本，更能对汉中这一地域历史上书法面貌有着进一步的理解。
【注释】
[1]唐金裕、郭清华：《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2]郭清华：《勉县征集一件有铭文的汉铜洗》，《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3]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4]王纲怀：《清华铭文镜——镜铭汉字演变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86～114页。
[5]陈直：《关中秦汉陶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236～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