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访碑的吴大澂
作为陕甘学政，吴大澂履行职责需奔赴所属各地主持考试，即所谓“出棚按试”。他对西北各地的古物极感兴趣，于是趁便为之，业余生活也就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尤其是他悉心搜集陕西各地的吉金，与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王懿荣等多有联系，也曾远赴甘肃成县鱼窍峡实地考察《西狭颂》摩崖。同治十二年（1873）腊月十八日，他这样说：
忝司教铎，问邠、岐之风土，揽丰、镐之人文，
车所历，亦时策骑荒郊，流连古道，偶访汉唐碑碣，以弇山尚书《金石记》所载，按图而索，十不存五。
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九，吴大澂“中秋前即拟出棚，按试汉中，籍（藉）可一访石门诸刻”[15]。八月十三日“出棚按临汉中，行抵凤翔，阻雨五日”[16]。“连日冒雨而行”，八月廿八日抵达凤县，“馆于县署”[17]。第二天为雨所阻，不得行，手拓唐大历十三年经幢，但效果“几同没字碑”。最值得关注的，是吴大澂在汉中按试之后专赴褒谷口访碑，并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石门文献——《石门访碑记》。
石门访碑记
同治甲戌十月之望，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自龙王庙渡口泛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山径纡仄，崖崖岸谷峻险，距石门尚数里也。遇樵子导之，下折而南，又折而北，荆榛塞路，山石荦确。小憩“玉盆”石下，观宋人题名。循江北行，崎岖益甚，从者裹足。过一点油石，壁立数仞，下临深渊，山穷路绝，裵回久之。忽闻岭上人语声，隐隐在丛莽间，则打碑人张懋功也。懋功家在石门东，去此仅数百步，然可望而不可至。度岭而下约二里余，危崖陡绝，攀萝直上，如猱升木，“石虎”在其巅。崄窄处仅容半足，虽太华苍龙岩，不是过矣。夜宿张懋功家。风雪满山，江声如吼，终夕潺潺不绝。黎明，县令罗君遣舟来迎，遂渡至石门。门西壁则《杨孟文颂》，颂后即《杨淮表纪》，旁有宋人题名十余段。访得《汉永寿元年题字》七行，纪右扶风丞李君德政，字多平漫，可识者有六十余字，从前著录所未及。其东则王远书铭，铭侧题字七行，笔势超逸，与铭文同，疑即王远书。下有“贾哲字三德”五字，亦相类。向日拓工不之省，金石家所未见也。《魏荡寇将军李苞题名》在门北崖壁最高处，俯临江水，椎拓艰险，世所罕觏。宋晏袤摹其文，刻于门外南壁上。其下有绍熙五年《修堰记》。又有宋人摹刻“衮雪”二处，其原刻在江中巨石下，湍流迅急，舟不得近，隐约可辨，相传为汉刻，旁有“魏王”二小字，想系宋人伪刻。此石久湮水中，水落始见，近年张懋功访得之，始有拓本。又南十余丈，则《鄐君刻石》在焉，下刻《宋晏袤释文》。晏所记一百五十九字，今石仅存十六行，末行“瓦卅六万九”以下缺三十五字。倪兰畹《游记》云：“崖石已断，不知后数行刻于何处。”余观《鄐君刻石》旁，有石横卧崖侧，纵三四尺，横二尺许，令从者缘崖视之，有文在石下覆处，大小如《鄐君刻石》，此必尾段三十五字也。是时，雨雪不止，泥滑路艰，登陟为劳，遂以舁石事属诸张懋功，不及手自摩挲。返棹下驶，重观《玉盆》及《乾道修堰刻石》，皆在乌龙江岸东，太平石则宛在中央，亦有宋人题字数处，漫漶不可尽识。
是行也，常熟华大成星同、颍川刘嘉德瑞斋、元和陆振之保善偕往。华君、陆君未至先归，独刘君及仆三人从。吴县吴大澂恒轩为之记。
图1 吴大澂手书《石门访碑记》
文中所说的白石土地庙，位于褒河东岸、翠云屏南的半山腰。按罗秀书等人《褒谷古迹辑略》：同治壬申，万方田监修白石神君庙。今遗址尚存，而万方田柱联在20世纪搬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保护。玉盆，褒河河滩的巨石，形如巨盆，在今彩虹桥之南，靠近褒河东岸。一点油石，即一点油灯，山崖名，当在民国时期开凿的连环三洞之北。王晚香《一点油灯》诗：“幽谷沉沉路转螺，石灯一盏照山阿。莫嫌点滴油添少，琼液兰膏不在多。”自注：“石虎南石崖有石突出如灯盏，内有浸水，滴水似油。”[18]一点油灯山脚下还有石镜，“石壁刻皛然山叟诗（即《皛然题名》），最险峭”[19]。太平石，褒河中的另一巨石。文中所引倪兰畹《游记》云：“崖石已断，不知后数行刻于何处。”此处《游记》即《石门道记》，碑石现存汉中市博物馆。但文云“崖石已尽，不知所多之字镌于何所，或者山石倾圮所致”，二者文字不尽相同。
《石门访碑记》云：“是行也，常熟华大成星同、颍川刘嘉德瑞斋、元和陆振之保善偕往。华君、陆君未至先归，独刘君及仆三人从”，说明这次石门访碑，吴大澂的同行者有刘嘉德和三仆人。华大成（星同）、刘嘉德（瑞斋）和陆振之（保善）当为吴大澂任陕甘学政的幕僚。其中华大成，《常熟县志》记载：“字星同，江苏常熟诸生。性戆直，与人交落寡合，平居敦品笃为学，长于训诂，善擘窠书，尤精汉隶。尝回腕作书，力透纸背。游幕足迹遍天下，所至辄迎为上宾，稍不合即谢云。”刘瑞斋则颇受左宗棠的器重：“瑞斋质朴耐劳，暂留营中，俾资练习，异时必有所成。”[20]此后似任达奇台县知县[21]，且多有建树。
吴大澂石门访碑之前有王森文、倪兰畹之探碑故事。略阳知县王森文（春林）借“委听褒城讼”之机，褒城知县李吉人提供舟楫便利，赴石门考察，写成《游石门记》一文。倪兰畹（学洙）尽管有登陟之难，但其身为褒城知县，还是得地利之便，写成了《石门道记》。而吴大澂石门访碑则尽显艰辛，耗费两天时间考察，写就《石门访碑记》。倪兰畹记，同治年间由罗秀书隶书上石，现藏汉中市博物馆；王森文记，则仅见其刊本；而吴大澂记，则径由他自己行书，功力深厚，其内容与书法珠联璧合，当为清代至为重要的石门石刻文献。集中体现在：
1.手校《石门铭》展现了吴大澂访碑的重要成果
吴大澂考察石门隧道时，发现石门内石壁凹凸不平，但《石门颂》《石门铭》等均完善无缺，只是《石门铭》“石多绽裂，摹拓较难”，于是令拓工张懋功精拓，据之与王昶《金石萃编》[22]校勘，结果多出37字，又3个半字，5个误字，4个石质剥泐不可辨以及其他可疑者。从落款“同治甲戌十月廿二日，吴县吴大澂手校”看，此文写于石门访碑后的第5天，是他在按试汉中期间写成的。
按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一字兰泉、琴德，江苏青浦人。清“吴中七子”之一，清代著名学者，著《金石萃编》《春融堂诗文集》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川大小金川叛乱被平定后，王昶于此年三月二十日从成都出发，取金牛道，来到汉中，四月初四抵达西安，沿途所作诗歌辑入《杏花春雨书斋集》[23]，不过从各种资料看，他并未亲赴石门访碑。因此王昶著《金石萃编》时收入包括《石门铭》等摩崖，当是依据从朋友处所得的拓片抄录的。
吴大澂指出王昶《金石萃编》所录《石门铭》文字，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第一，阙载
即王昶《金石萃编》录文阙漏者。如第6行“峭岨槃迂”缺“槃”字，上半泐，仅存木字；还有吴大澂未指出的缺“峭”。第9行“抚境绥边”半阙的“抚绥”二字，也漏“以天险”的“以”字。第17行“充仞”的“仞”，误作“牣”，《萃编》阙。第22行“□德是强”的“德”上一字，《萃编》缺，《汉中府志》作“汉”，他细谛之，亦非“汉”字。第23行“古烈迹”三字，《萃编》均阙。“水眺悠皛林望幽长”中，《萃编》阙“眺皛林望幽”五字，想当时所据拓本不精。第25行“辚辚”第二字已泐；“成夷石道”，《萃编》阙“成”字；“百两更新”，《萃编》阙“更”字。第26行“以纪鸿尘”的“鸿”字未泐，《萃编》阙。第27行“洛阳县武阿仁”的“洛”“阿”字，石本尚存，《萃编》并阙。
第二，错讹
即依据精拓，吴大澂明确判断是误文者。如第10行“廻车已南”的“南”字中一直甚长，《萃编》误作“难”。第22行“河山虽险”的“虽”字，《萃编》误作“帷”。“关壃”，《萃编》作“疆”，石本为土旁。
第三，存疑
即将王昶录文与精拓比较，吴大澂一时无法确定者，则姑且存疑。如第2行“此门”的“门”上一字全泐，《萃编》作“此”字。第17行“垆铁”上一字，《汉中府志》作“垆”，《萃编》作“盐”。
第四，一些特殊写法
即北魏时期流行异体，与通行写法有异者，如第3行“迁”字仅从“升”，而略变其体。第4行“数”字不从“文”；第6行“凿”左上偏“齿”字下少一笔石，上亦无裂文，或借“金”字为之。
第五，据摩崖对照
吴大澂根据实地考察，对照摩崖保存状况，发现第8行“诏”“言”旁未泐，在石缝凹处，拓本往往不清。第9行“祉”心旁上两点尚可辨，右有大裂纹。第10行“释负詹之劳”的“释”字“睪”，隐隐可睹；“负”字中有裂纹，“担”字左边已泐。第11行“贾三德领徒一万人石师□□人”中“一万人石师”五字石上甚显，“豁”字略小，而稀因原石有裂纹，“斜”偏向“右师”下，“约”有二字，石已全泐，不知何时填以石灰。今拓本隐隐有字，乃石灰皱纹。第12行“巧思机考情解冥思”的“情”字心旁在石缝中，约深半寸许，拓本多不显，《萃编》作“精”，非是。第14行“皆填接栈壑砰梁危自廻车至谷”的“填”字土旁有裂纹，尚隐隐可见。接下数字，均不阙，末二字“至谷”，稍泐，亦尚可辨，《萃编》阙十一字，又误“危”为“及”；第23行“古裂”的“古”字微泐，“烈”字尚显。“迹在人亡”的“迹”字右半有裂纹。
以上所见，吴大澂用的校勘方法是以摩崖精拓与《汉中府志》（当为严如熤《汉南续修郡志》），尤与王昶《金石萃编》作比较，同时参考访碑时观察的状况，从而提出他的看法。如吴大澂记载的“《表纪》第六行‘约身’上一字全泐，为石灰所填，独王远书颂铭，石多绽裂，摹拓较难”“《杨孟文颂》‘命’字、‘诵’字下垂处，细审石质，实系裂文（纹），刻字处甚深，石泐文微浅。观拓本，‘诵’字与下裂文（纹）并不连属”，如果没有实地访碑，断不可能有如此准确的认识。这种方法总比单单依据拓片要来得可靠得多，何况拓片有优劣之别，即便同一拓工所为也难免有所差异。吴大澂石门访碑之后，手校《石门铭》的方法要比同时代的学者高明得多，这即便在今天也是需要特别注意也值得借鉴的。
2.认识拓工张懋功
同治十二年（1873）腊月十八日，吴大澂给陈介祺的信中说：“前在华岳庙一宿，倩工拓取汉碑阴残石，纸墨都不能精。”[24]“《少南侯获》刻石及《敦煌》《仓颉》《石门颂》各种，当觅良工精拓，陆续寄呈。”[25]同治十三年八月赴汉中按试时，吴大澂行至凤翔喜获周敦，同时寄出的盂鼎拓片，但“仍系俗工所拓，墨色稍深，总不如法”[26]，“幕友家人中亦能拓而不能精。汉中如有良工，当令精拓石门诸刻”[27]，连八月二十九日凤县的唐大历十三年经幢残石，也只能是他亲自“手拓一纸”，说明此时吴大澂身边尚无满意的拓工，从“汉中如有良工”看，此时他还不认识拓工张懋功。
吴大澂认识张懋功，是在他到达汉中之后。《石门访碑记》：同治十三年十月望之次日，过了一点油灯后，山崖陡峭，“下临深渊，山穷路绝，裵回久之”。裵回即徘徊，意思为回环，说明他长时间在这里踌躇不前。 “忽闻岭上人语声，隐隐在丛莽间，则拓碑人张懋功也。懋功家在石门东，去此数百步，然可望而不可至。”从“忽闻”“隐隐”数语多少能体悟到当时访碑的窘况，这样当晚即借宿其家。次月，吴大澂给陈介祺信中云“惟属打碑人先拓数纸”“均遣石门张懋功于明春二三月间往拓”“明年当属张懋功就近访之”看，两人正是通过此日的借宿，才初步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关系。当然从此文中“汉中宣纸不可得，遍购得五十余纸，可拓三分”以及当时汉中捶拓所用的料半纸等情况看，吴大澂认识张懋功应在他石门访碑的首日。
当然这种推论，从访碑第二天“黎明，县令罗君遣舟来迎，遂渡至石门”看，这位罗君显然是“遣舟来迎”，即有意提供行舟并示以欢迎之意，如此吴大澂“遂渡至石门”。吴大澂访碑之时的褒城县令为莫增奎。作为褒城县教谕，罗秀书在汉中试院时当与吴大澂有所接触，但从第一天访碑罗秀书未能伴随、第二天黎明来迎看，二人关系从访碑第二天开始熟悉。依此推断，吴大澂隶书题写的《褒谷古迹辑略》，题“同治甲戌孟冬”，落款“吴大澂观于汉南试院”，即在吴大澂访碑之后。
同治年间，罗秀书《八阵图注说》：“张子懋功，性嗜古，问阵图说，故书此。”所以罗秀书专门书写了这种碑石。光绪八年（1882），潘矩墉《游石门道记》：“邑人张茂功，精音律，能毡腊，善与人交。家在石门对岸，茅屋数椽，树木周匝，殊纲雅。约往小憩，具鸡黍饷客，更出琵琶而侑酒，虽非流水高山，然亦足以移情矣。”看来张懋功（时亦作茂功）好古，精音律，善与人交，乐于问学，所以充分利用“家在石门”的优势，“能毡腊”，一改“石门拓手本不佳”的状况，从而成为石门捶拓的能手。
至于白谦慎先生提到张懋功为关中拓手，吴大澂雇他在陕西境内访碑和拓碑[28]，这与史实有所出入。
3.吴大澂精拓石门功不可没
早在同治十二年腊月时，吴大澂在三原、西安所得拓片，发现“纸墨都不能精”。幕友家人中也无善拓之人，于是“近顾（雇）拓工来署，教以先仆后拭之法，将士为即遣往拓盂鼎及各处汉刻”[29]。有时不得不亲自手拓而已。前往汉中途经凤县时，还寄希望“汉中如有良工，当令精拓石门诸刻”[30]。石门访碑时，曾以宣纸佳墨遣工精拓一分，较胜旧拓，但“汉中宣纸不可得，遍购得五十余纸，可拓三分”，然后发现：
此间料半纸每张一百余文，匹纸须三四百文，大者七八百文，将来拟向南中购纸，其值较省。东洋纸细而薄者，亦可参用，颇受墨采，于磨崖尤属相宜。
时值严冬，“惟崖谷严寒，非天气稍和不能上纸，每种仅拓一分，纸墨尚表，较之陈拓琅琊精本墨色少逊”。所以第二年二三月间属张懋功趋往成县、略阳捶拓，并请求王懿荣“此事颇不易，幸为秘之，恐纷纷索拓，无以应命”[31]。在给王懿荣的信中，他提出了拓工的问题，并教以张懋功捶拓之良法：
石门各刻向来拓工多用粗纸，因绵连纸太薄，磨崖凹凸不平，墨汁透纸嵌入石理，竟揭不起，宣纸稍厚者尚可用。所谓字口墨晕，不系纸之厚薄，乃拓工不肯多椎，又用浓墨速拓之故。若字字椎到，用墨轻仆六七遍，便无此病矣。然石门拓手本不佳，兄屡以厚值给之，又令至署中监拓他石，教以用墨之法，近来颇有长进，故《西狭》《耿勋》稍胜前拓也。[32]
因此石门捶拓技艺的提升拓片的精进与传播，吴氏可谓功不可没，惠泽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