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服《石门铭》
康有为“十一岁时，暇辄弄笔”，“乃久居京师，多游厂肆，日购碑版，于是尽见秦汉以来及南北朝诸碑，泛滥唐宋，从容玩索，翻然知帖学之非，下笔颇远于俗”[1]。他对《石门铭》有着特殊的感情，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康有为自题所藏的《石门铭》“此”字本[2]，是为现在所见最佳拓本。他不仅躬耕实践，其书风明显有其个性，其弟子萧娴等人更将之弘扬光大，以包括《石门铭》在内的“三石”显世，而且他在其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3]中屡屡提到《石门铭》，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卷四《碑品》：将之列为与《爨龙颜碑》《灵庙碑阴》并称的神品（第138页）。
卷三《备魏》：认为其奇逸（105页），南碑“奇逸之《瘗鹤铭》，则有《石门铭》当之”（第107页）。
卷四《体系》：“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后世寡能传之。盖仙人长生，不食人间烟火，可无传嗣”（第125页）。
卷四《碑评》：“若琼岛散仙，骖鹤跨鸾。”（第142页）
卷四《十六宗》：“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第136页）
卷五《缀法》：“《石门铭》《郑文公》《瘗鹤铭》，圆笔也。”（第160页）
卷五《学叙》：“疏之《石门铭》《郑文公》以逸其神。”（第171页）
卷六《论书绝句》赋诗：“餐霞神采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第203页）
其实康有为对书法史的研究，其出发点、着眼点乃至评论的标准在于“变”：“夫物新则壮，老则旧；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原书》“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而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而籀而变秦分，由秦分而变汉分，由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第22页），“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第27页）。在此思想支配下，他甚至将书法上的“变”（创新）类比于维新变革潮流（新党）：“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
以此“变”为标准，康有为对唐代碑碣几乎评价不高，但对汉魏碑石的评价尤高。对于汉代，“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对于魏碑，他认为“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麟，当为今隶之极盛矣”。还在卷四《十六宗》列举其“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异、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和血肉丰满。
他还解释了尊碑的五个原因：“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可以考隶楷之变”；“可以考后世之源流”；“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和“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应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第37页）。所以康有为认为汉《石门颂》高浑，北魏《石门铭》飞逸浑穆，那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