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寻求
先秦诸子百家关于美好生活的思想十分丰富，并且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开始明显的分化，西周的分封制开始瓦解。周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天子已不能驾驭诸侯，各诸侯将封地视为己有，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抢夺土地，战争频繁、民不聊生。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士人阶层、劳苦大众，对这种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中的混乱不堪都感到手足无措，诸子百家于是纷纷提出自己的学说，积极寻找美好生活的可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墨家和道家。
首先应当提及的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经多次描述他心中的美好生活场景。比如，在与弟子子路的一次交谈中，“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看来，老人能安度晚年、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年少者能得到长者的关怀就是理想的美好生活。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又谈到财富平均、社会安定的理想蓝图：“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不贫，和无寡，安无倾。”在孔子看来，这种美好生活只有在“天下有道”的社会中才能实现。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是“有道”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可见，“天下有道”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制作礼乐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决定，天子行使最高权力，国家政权不落入大夫手中，国家政权稳定、老百姓生活安定，老百姓也就不会议论国家政治。“天下有道”就是天子占据绝对权威、以礼乐治国，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稳定的等级伦理秩序中，而这种“天下有道”的现实模板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身处乱世，当时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尊卑失序，孔子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判断是“天下无道”，因此他对夏、商、周三代向往不已，将三代视为最理想的社会。孔子曾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在对夏、商二代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十分丰富与完备，因此自己遵从周礼。这就是说，要实现“天下有道”，就应当效法周公，以礼乐对社会秩序进行重建，才能达致如周朝般人伦有序、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想状态。
在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王道乐土”的理想社会，荀子提出了以“明君之治”实现“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他们的思想各有独特之处，但是总体上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开创的儒家传统：一是将尧、舜、禹和文、武、周公的时代视为理想社会的现实原型，美好生活就是对“道”的恢复、对“周礼”的重建、对上古圣贤之世的再现。二是儒家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强调等级伦理秩序，各色人等尊卑有秩、上下和爱。三是儒家认为个体的德性与理想社会密切相关，个体要进行严格的道德修行，通过“为仁”来实践礼乐，个体成为“君子”“圣贤”的过程就是构建上下有序、万民和乐、处处充满雅颂之声的美好生活的过程。
与儒家一样，墨子及其后学也继承古圣先贤之道，提出了兼爱天下的美好生活蓝图。在《墨子·兼爱下》中，关于美好生活是什么、怎么实现美好生活有这样的阐述：“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在墨子看来，美好生活应当是政治统治稳定、老百姓生活富足的社会，在其中，君主仁慧、臣子忠诚、父亲慈爱、子女孝敬、兄友弟恭。要实现这样的美好生活就必须要实行“兼爱”的圣王之道。与儒家认为传统的伦理政治秩序的衰落是当时天下大乱的原因不同，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有两个：一是“不相爱”，因此只有兼相爱、爱人如爱己、人与人和睦相处、互相扶持才能消除祸乱；二是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统一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因此，应当在“尚贤”的基础上统一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统治者“治天下之国，如治一家，使天下之民，如使一夫”。（《墨子·尚同下》）
尽管与孔子、墨子同处乱世之中，但是道家对任何具体的社会改革理论与方案都没有兴趣，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在道家看来，社会的混乱是由自然属性的丧失引起的，试图用道德说教和外在规定来恢复社会秩序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引起更多的混乱。对于这个混乱的社会，老子的主张是复归到自然状态。以人类远古原始社会状态为理想，老子描绘了他心中的美好生活图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网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在老子看来，美好的生活就是回到结网记事的原始生活状态，人民生活在国土小、人口少的国度，自然不用乘坐车船；没有冲突纠纷、没有苛刑暴政，生活纵然简朴，人们仍然感到安逸而快乐，整个社会民风淳厚，兵甲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国家与国家之间虽然相隔不远，但是没有任何交往，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冲突。可见，老子和孔子一样追求“天下有道”，但是他认为，“有道”的标准不是是否有严格的伦理政治秩序，而是“道法自然”，即以自然秩序为基础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
值得指出的是，“道法自然”的原则被老子的后学庄子进行了改造与发挥。庄子对理想的社会生活蓝图没有兴趣，他反对把自己卷入社会政治生活，在他看来，个人生命在艰险危恶的世道中犹如蚁蝼般脆弱，只有关心养生与处事，追求内在的自我、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在乱世中自我保全。庄子追求的是塑造一种天、地、人“齐一”的“无我”状态，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超越事物间的差别，就能达到绝对的自由与快乐，个体生活的逍遥就是庄子心中的美好生活。庄子开创了一个与儒家完全不同的所谓“出世”和“避世”的传统，自战国时代起，中国的士人阶层中就出现了一批旷达不羁的“另类”，以一种“出世”的姿态独立于世。比如，汉代兴起的新道家追求一种超越事物差别之后、不依循他人意旨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在政权更迭最频繁的魏晋时期，有一批士人避世入林，追求内心的自在与真性情的释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形成了魏晋士人独一无二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