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国人自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中国提出，而不是由西方什么国家提出，这一点都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从根本上说，当代人类面临的总体性困境主要是由西方文明的现代发展所孕育和推动的，而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华文化一直具有崇生、尚和、重情、系天下的特质，成为当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厚滋养。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首先，与西方文化无机、机械的原子论宇宙观相反，中华文化是一种以“生”为核心范畴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本体论。“生”是中华文化的宇宙本体论。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把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理解为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道德经》进一步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经典说法描述了宇宙万物的生成。这是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宇宙观。牟宗三甚至指认，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国哲学的开端与核心就在于“生命”。“生”在中华文化中还是一种伦理本体论。《尚书·大禹谟》有“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说法，从君子自强不息到市井的“好死不如赖活”，古来就有好生、乐生的特质；中华文化强调生活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庄子·养生主》），以追求“长生久视之道”（《老子》），形成独特的中华养生文化；中国人还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视为一种责任和伦理。同时，中华文化也以一种悲悯、慈悲的情怀看待万物，强调“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淮南子主术训》）。中国人还把一切能使之生、利于生的事物都看成好的、有价值的，相反则是不好的、厌恶的，相传成书于周代的玄学典籍《奇门遁甲》有“八门”之说，其中生门属土，土生万物，是大吉大利之门，对中国民间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生”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共生”的存在论。中国人讲的生不是个体的生，一定是一种共生，在家、国、天下中与他人共生，更是“民胞物与”（张载《西铭》），与万物共生。与此不同，基于个人原子主义的西方文化，最终造成“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尽管为解决这个问题，从霍布斯开始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契约、法治思想，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但是其“文明”首先是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更多是对内的，在对待别的民族、国家时依然狼性不改。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思想被写进联合国决议，这与特朗普“退群”和“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与西方主客二分、冲突、征服思维相对，对“和”的追求“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理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自古以来，中国人不仅在理论上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而且在实践中总体践行着“和为贵”。在政治统治上强调王道而不是霸道，在人与自身关系上讲究身心和谐，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追求天人合一，尤其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特别重视和平相处，对和平、和睦、和谐追求深深融入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华文化尚和与崇生有着内在的关系，那就是尊重和包容基于不同历史条件“生长”出来的多样性、差异性，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中华文化蕴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多样性、差异性是生命永续的前提和基础。儒家倡导“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这种观念相对于西方传统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在今天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先进的生态系统观，也是一种先进的文化生态观、文明生态观。西方经过近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加上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助力，多样性渐渐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本质上还是一种白人至上、西方文化至上的单一、普世主义，西方社会中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就是证明。西方对待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只能止步于理论上的“政治正确”，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深厚的、尚和的文化支撑，而这恰恰是中华文化所固有的。

再次，与西方强调理性、理智的传统相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情的鲜明特点。当今人类面临的困境正是西方文化主导下人类理性僭越、欲望膨胀的后果。中华文化认为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情，在人性结构中情甚至比理和欲更为根本，李泽厚还提出了中华文化的情本体说。西方文化讲功利、实惠，讲究合理性，中国人也认同合理性的重要性，但更讲态度和感受，讲求合理与合情的统一，而且是合理先要合情，所谓合情合理者也。在与人交往、相处时，中华文化注重与人为善、用心相交，喜欢推己及人，认为人通此心、心同此理。所谓的伦理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这样通情而达到的理。确如李泽厚揭示的，中华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的乐感文化。中国人崇尚一种享受生命的喜乐和愉悦，乐观、豁达而悦纳万物，甚至把是否能收获一种愉悦心情作为事物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即便是陌生的人，中华文化不仅热情好客，而且礼敬在先，甚至视之为亲，待之以亲，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者也；不计功利、实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处理各种关系中，真正的中华文化总会透着一种情谊、带着一种温度。相反，随着现代性扩展和资本主义的诞生，理性的西方文化使整个世界逐渐“祛魅”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了”，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神圣的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事实上，马克思提出的所谓“激情的本体论”与中华文化重情的特质是相通的，这应该也是马克思主义能扎根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与西方古代的城邦、王国、帝国及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相对，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超越国家之上的天下观念。自《尚书》以来，中国思想百家争鸣但都尊崇天下之说，尤其是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第为人所熟知。尽管中国古人讲的国并非今天的国家，也非完全是一个实质性的疆域概念，而是一种关于文明、道德秩序的文化想象，但展现了一种超越的、普遍的维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思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直接成为中国人对理想的美好生活的畅想，“以天下为己任”则成为知识分子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