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与超越

现代性是流动的，发展观也是变化的。如果说发展本身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传统的发展观本质上是一种早期现代性（简单现代性）观念的话，那么当今诸多发展观事实上多多少少是基于对早期现代性的反思，或者说是对早期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的结果——尽管实践还远远落后于这样的批判结果。正如反思是现代性进化的重要动力机制一样，人们基于实践对发展观的不断反思也促使发展观自身得以发展。

启蒙思想家卢梭最早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进步的悖谬性。他指出，使人脱离野蛮状态、逐渐文明起来的理性能力，同时也是人类一切苦难尤其是不平等的根源，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向了它们原来目的的反面。马克思无疑是迄今对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进行最全面、系统、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众所周知，马克思早期和后期分别从异化劳动和资本逻辑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批判。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早期的异化劳动批判，还是后期的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历史之谜解答的诸多矛盾之首，认为资本主义的狭隘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自然界成为掠夺和占有的私有财产，逐渐丧失了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理想共同体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可以视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批判，其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当然包含着对发展合理性、合法性的追问，目的就是要实现一种科学的发展、理想的发展。

作为现代化理论鼻祖的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功利主义（目的理性）和形式主义（制度化）是理性化的两大特征，理性化本质上就是目的理性活动的制度化。然而人被自己理性化的产物所异化，人身处形式化的目的理性、工具理性所建构的“铁笼”之中，丧失了真正的自由。而且在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在现代化过程中将始终存在而且不可调和。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几乎一切自诩为文明的、现代化的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而发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正是最为“理性”的民族——德国。这给人类理性的乐观主义以当头棒喝，文学艺术对此的反思不绝于缕，最终也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层面，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为代表的悲观主义历史哲学出现，认为文明发展有如生命成长，存在兴衰的周期，并非无限的进步。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发挥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对资本主义或西方主流发展观念、模式开展了持续、深入的批判，特别是弗洛姆等人明确指出，西方近代以来“一直把他们的信念和希望建立在无止境的进步这一伟大允诺的基石之上”^[6]，如今这一“伟大允诺”的“幻想”已经破灭，人类面临着“占有（to have）还是生存（to be）”的当代“哈姆雷特之问”。

不过，这些鞭辟入里、激动人心的人文反思并未对实际的发展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相反，二战后恢复建设百废待兴，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正当其时，在它们的助力下，经济发展似乎凯歌行进，现代化也所向披靡。直到70年代出现了所谓“拉美问题”时，才促使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社会科学界开始对发展问题进行认真反思。1972年，出现了两部对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书——《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和《增长的极限》。两本书的共同之处是极度突显了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认识到发展并不是放任的，而是有其成为可能的极限与前提的——主要是自然生态的前提。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进一步探究了生态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观念。特别值得玩味的是，报告三个部分的小标题分别叫：“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从“只有一个地球”到“共同”的强调，表明人们在饱受发展任性之苦后终于逼近了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即“共在”。

中国政府1992年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次年编制了我国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并从“九五”计划开始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2003年，胡锦涛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吸取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概括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15年，在经济新常态、改革新阶段、世界新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终于实现了发展观的真正自觉与自信。一是从追赶型发展走向常态型发展，不再紧盯他者，仰仗他们的发展观念、原则，极度焦虑地追求快速发展，而是真正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发展观，按照自己的思路自信、稳步地发展；二是从增长型发展走向内涵型发展，不再把经济增长尤其是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结构调整、绿色环保和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更多体现为一种系统质的优化；三是从单一型发展走向整体型发展，不再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而是把发展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乃至人自身的全方位发展；四是从内生型发展走向开放型发展，不再把发展局限于国内发展，而是走向世界，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中协同要素、互利共赢地谋求发展；五是从客体型发展走向主体型发展，不再满足于物质文化产品的创造（无人身的发展），而是把人们的美好生活作为发展目标，突出发展“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共享”的特性。这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既鲜明地标识了共产党的政党性质，也表明新时代的发展理念站到了世界发展理念的最前沿，本质上是一种美好生活或幸福的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