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
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是指随着现代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形成的、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按商品规律运行，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进行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乃至民间文化相对，大众文化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工业化（技术化）的明显特征。从谱系上说，大众文化一词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特别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我国后，大众文化一词被视为资产阶级麻痹群众意识的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类型，认为大众文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模型来培养“大众人”，他们丧失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盲目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准则，以致失去个性、人道、和谐等特征。甚至可以说，大众文化在中国，最初意味着一种粗制滥造、低级趣味的作品。其实，大众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其首先起到的是满足人们文化需要的积极作用。
今天，大众文化的传播已经从书籍、电台、电视、电影进入到数字网络阶段。在中国严格地说，只有在网络时代，大众文化才真正充分占有了它自己的本质，因为正是网络的便利，大众文化才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6.12亿，20—29岁、初中文化程度、学生群体三个特征的网民最多，这意味着网民中“90后”“00后”最多，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未稳定的群体最多，这恰恰是最易受大众文化影响的群体特征。
图4-2 网民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18.12）
图4-3 网民学历结构
数据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18.12）
图4-4 网民身份结构
数据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18.12）
“90后”“00后”又被为网络原住民，因为他们自出生就际遇于互联网的环境，互联网是其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0后”及以前出生的人，经历过没有网络或前网络的时代，被称为网络移民。据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19年4月18日一项报告显示，“95后”日均使用手机超过8小时！因此，如果说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现时代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大众文化时代，那么以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时时处处、无微不至、无缝地满足着大众的精神需要，对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网络原住民的认知、理解、价值观产生着最贴近而深刻的影响。互联网对年轻一代而言是先验、先天、从来就有的，必须沉浸其间的，互联网对他们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种影响完全不能还原为前互联网时代的某些因素。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大众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诉求的维度、层次和缓急，大众文化的影响成为制约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以网络原住民这个典型群体了解一下互联网及其大众文化对他们有什么深刻的影响。
一是现实经验的倒置。网络原住民天然、不假思索地通过网络来把握世界，甚至认为世界就是网络所呈现的世界。网络成为一个公共世界，现实世界也是一个需要在网络这个公共世界中来展现的世界，所有的现实因此都具有了“景观”“秀”的意味。“存在就是被感知”也被理解为只有在网络中被感知到才是真正的存在。于是，通过网络“刷存在感”成为不少青年人的真实“存在”方式，甚至生活渐渐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现场直播，很多青年也将自己活成了网络上的景观。同时，正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抽离、再嵌入功能，远距离的事物与当下的事物交互影响，超越民族、区域的空间局限成为可能，从未有一代人像今天年轻的一代这样，深刻而真实地体会到自己是一种全球性的或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网络原住民基于网络具有了以往时代无法想象的开阔视野，几乎能即时地获得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作为网络原住民的认识对象和信息来源的不仅有客观的现实世界和波普尔意义上的、作为人类一般精神产物的“世界3”，而且还有网络原住民最为熟稔的网络虚拟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其成长和知识、经验建构中，先接触、熟悉网络虚拟世界，因而在其中普遍产生了现实经验倒置（reality inversion）现象，虚拟经验先于现实的经验，网络虚拟的经验、知识成为他们认识现实世界的一种“成见”，认识现实世界的结果则表现为这种基于网络虚拟世界的成见与现实世界视域融合的“效果历史”。
二是激发虚幻的需要。一如前述，现代性导致了人们欲望的膨胀，甚至混淆了需要和想要，直把想要当成了需要。这其中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首先，网络开辟了一个亘古未有的虚拟世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娱乐是这个虚拟世界的首要功能，这个虚拟世界的内容也正是按照大众文化商业化、娱乐化的逻辑来设计的，亘古未有的虚拟世界也产生了亘古未有的需要，网络游戏就是典型代表。多少青少年对网络游戏上瘾，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就是为了满足以往所没有的虚拟需要。其次，大众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广告亚文化，对青少年起了潜移默化的“皮下注射作用”。其基本原理或套路就是：将人们的想要甚至是想都没想到的想要，其实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制造出来的想要，说成是人们必须马上满足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购置大量无用物品的重要原因。最后，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很多人都追求高品质的、精致的生活，其实这本身没什么不对，甚至可以说这直接就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诉求。但是很多所谓的品质、精致生活，例如一定要消费某种品牌的产品，往往是名人效应、媒体炒作后形成的追捧，年轻人争相消费，其实在乎的不是这些东西本身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这些消费所象征出来的符号意义，消费的是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气氛甚至身份、地位，这种消费就是典型的符号消费。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对虚幻需要的满足。
三是使人们追求感性快乐。大众文化本指大众拥有的文化，而在文化工业时代，也意味着满足大众的文化。无论如何大众文化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对崇高、深刻、过于理性的东西保持距离甚至是反感，大众文化也是一种图像文化，能以图片、视频表达的绝不以文字表达，因为大众从这种文化中首要获得的是感性的东西。西方有一种著名的阴谋论：20%的精英拥有80%的财富，80%的大众只拥有20%的财富。这些精英为了麻醉大众使之不至于反抗，就发明了“奶嘴娱乐”，用一类能让人着迷、低成本的低俗娱乐内容填充大众的生活。这种“阴谋论”的说法确实点出了大众文化的娱乐特性。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对人们感性欲望的纯粹满足，导致了所谓“泛娱乐化”现象，即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影视、网络媒介为主要载体，以内容浅薄空洞甚至不惜以粗鄙、出格的搞笑方式，来放松人们的紧张神经，从而使人们达到快感。在这种大众文化氛围中，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一代受到互联网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特点的深刻影响，对宏大叙事、理性思考有着本能的疏离，更加注重自己的“小时代”和个体感性生活，更加注重有创意、有意思的娱乐体验，乐于享受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大众文化是如此人性化地满足青年人的兴趣爱好，不仅“逢君之恶”，而且“长君之恶”，使不少年轻人沉湎于小趣味而玩物丧志。对感性、快感游戏性的追求也使得不少人失去对崇高、厚重的追求，出现去道德、反道德、反智的倾向。感性、娱乐化、时尚化追求也带来价值观的“粉丝化”倾向，即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受“偶像”“意见领袖”的影响日益明显，情感、态度在价值追求中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极端地说，大众文化还起到一种反向“启蒙”作用，使人沉湎于一种没有激情的感性，一种貌似理性的麻木不仁。
四是导致后真相的虚无感。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认识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我们与真相愈行愈远。一如波兹曼所言，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即认识论。在当代这个被智能技术支撑、自媒体加持的景观社会、消费时代，一切事情最先都以新闻的方式为人所知，人们把握世界往往首先表现为阅读新闻，作为把握和改变世界的主体的人也首先成为一个读者、资讯消费者。然而资本逻辑、消费逻辑的共振作用，放大了新闻迅捷、感性、读者本位和可持续开掘的特点，使得我们日益获得的只是关于某个事情的信息，而不是某个事情本身，更遑论事实本身。如果说新闻是现实的仿像（simulacrum）的话，正如波德里亚理解的，仿像日益不再是模仿现实，而是取代现实，人们评论的远距离事件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这个事件的仿像。同时，以新闻呈现的信息总是说着许多各不相同话语的复调性（polyphonic）文本，淹没和解构着所谓的主流观点。层层叠叠的事情及其信息的前后覆盖、交错、相互作用，使得为人所见的往往只是事情迷乱的晕眩。同样，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生产和消费的越来越只是符号而非具体物品，符号不指向任何现实，而只是一种仿像，这种仿像本身就被资本、政治等权力用来培育幻觉、错觉。哲学家拉康所谓“漂浮的能指，滑动的所指”日益演变成为悖论性的符号游戏。每每遭遇的新闻、仿像，总是激起人们不同的情绪、态度，而预定的炒作则会精到地掌控这种态势，使人们在各持一词中会动辄上升到价值观的“决斗”。在集体无意识的合谋下，人们把真相埋葬了、弄丢了、遗忘了，或者说真相本身远不如舆论所激起的情感、信念更重要——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终于来临，一些人执着的真理、真相亦如等待的戈多，总是将来却几乎令人绝望地永远未来。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们进而认为这世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都是相对的，从而形成一种施特劳斯所谓的由于历史主义顶峰造成的虚无主义思潮。
五是产生生存意义的孤立感。网络、传媒的高度发达，便携式、穿戴式的智能工具使得年轻一代真正过上了“立体多媒体”式生活。类似于同时看着电视、盯着电脑、玩着手机的场景屡见不鲜。表面看来，因信息网络交往关系得以无限扩展，但实际上一方面使年轻人与真正的现实世界疏离，甚至不少年轻人产生了社交恐惧，“宅”文化盛行，现实生命感受力也因之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大数据的智能推送服务带来“信息茧房”的困境，即只是不断加深和累积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从而造成对其他方面的遮蔽，反而导致知识信息的片面化，进而局限其中。于是，人们在看来形成丰富关系的同时逐渐产生了一种“生存的孤立”，这种孤立不是物的依赖关系上的孤立，而是意义关系上的孤立，“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的分离”[20]。在当今中国，很少有孤单的人，但充斥着孤独的人，我们满眼所及，大多是并不孤单的肉身和孤独的灵魂。不少生存的孤立者往往自感被边缘化，甚或自觉边缘化，形成一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社会“零余”。生存的孤立还意味着热情和责任感（包括对社会和对自己的）的衰退，最终是生存意义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