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政治生活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保障

相对于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而言，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政治。关于人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著名论断来理解。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1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并非唯一以群居的方式存在的动物，但是与其他群居的动物不同，人具有理性能力，也是会说话的动物。正是因为人的这些特性，人可以进行理性的思考，凭借对善的理解，通过言语的沟通来促进人们共同生活中的正义。简言之，政治是使人的共同生活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人的共同生活与动物性群居的根本区别。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马克思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是：“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1]在马克思看来，人天生是社会动物，因为人从来不是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孤立状态，与其他很多动物一样，群居生活是维持基本生存的手段。但是人的群居生活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持生存。通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获取生活资料，实现自身的生命存续与种的繁衍，这个过程既生产出家庭关系，也生产出特定的社会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2]可以说，从人以人的方式来实现生存开始，人就是社会性存在，所以马克思说人“天生是社会动物”。而人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动物却需要更多的前提，比如语言与理性。

正是由于共同进行生产劳动的需要，人们才产生了交流的需要，才会产生语言和意识，至于产生城邦、国家，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行为，更是在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之后的事情。因此，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亚里士多德的论断的问题在于，没有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理解人及其特性，而把生产力发展至一定水平才发展出来的人的特性视为自己理论的前提。马克思则将对人与政治关系的追问向前推进一步，在厘清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论断可以成立的前提后，马克思同样把政治活动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3]这就是说，人必然以群体性的方式生存，人总是在特定的政治联系下生活，为了协调人们的共同生活，人们需要建立一定的政治组织、确立稳定的政治制度。并且只有在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之下，只有在有序的政治生活中，人们才能进行生产和生活，才能实现个体自身的独立及其美好生活。

当我们基于唯物史观来考察人们的政治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政治生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今天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源起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在西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的形成，在市场交换中平等、自由竞争、法制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与要求，使资产阶级提出平等、自由、法治、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提出构建现代民主的政治生活的要求，从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出发，民主选举和权力制衡构成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应当说，现代西方式民主本身存在巨大缺陷，将其向一切地区、民族、国家推广的行为已然给很多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无论怎样评价现代西方式民主，民主仍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追求。中国共产党基于特殊的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事关发展全局的问题，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错误往往带来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相对的，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人们美好的政治生活，在正确的政治道路下，人们才会积极发挥自己的政治权利、有效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从而使自己的美好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