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野中的美好生活

(三)美学视野中的美好生活

美学就是关于美的哲学,它以广大的美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美一直是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审美活动是人们自觉生活美好的重要源泉。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18世纪中叶以来的事,但是人们从美的角度,或从美学思维出发来思考美好生活问题却历史悠久。

美学史研究普遍认为,希腊人是西方最早发现美、对美进行哲学反思的民族。希腊人特别崇尚形体的优美漂亮,在雅典城邦中,《荷马史诗》是儿童教育的课本,音乐、文法是主要的教育内容,希腊人创造的建筑、诗歌、雕塑等艺术作品今天仍然给我们带来艺术享受,以至于马克思称赞它代表了“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在希腊人那里,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审美活动不仅给人带来快乐,它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构成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人的完善的重要方面。

比如,柏拉图认为,人最初可以感悟到形体美,透过形体美可以感悟到更普遍的美的形式,再逐步认识到比形体美更可贵的心灵美,然后又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体悟行为、制度和各种学问与知识的美,最后达到作为理念的美。在柏拉图那里,美好的事物当然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反思,从对可见的、有限的美的体验,升华至更高境界的美、更高境界的人生,成为更理性和更完善的人。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柏拉图批判那些单纯迎合人的情欲、仅以快乐为目的而创造的艺术作品,他提出:“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接纳它。”[9]亚里士多德也十分重视审美活动对人格养成的积极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人在求知欲的推动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是对人的求知欲的一种满足形式,艺术作品能使人的心灵产生积极的共鸣,人在这种共鸣中得到精神的愉悦。他甚至认为音乐就是人心,“灵魂就是一支旋律”[10]。在西方古典美学中,艺术始终被认为有重要的教化功能,不仅能给人带来快感,而且能给人们实现个体的幸福与美好生活带来益处。

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崇尚美、追求美。中国古人把“玉”作为美的理想,认为玉内部的光彩绚烂至极,但这种光彩又极为含蓄、温和与平淡。这种美既是中国人在艺术中最为推崇的美,也是在理想人格追求中最为向往的美,中国人把君子比喻成玉,“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在孔子的《论语》中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孔子对流传于舜帝时期的《韶》评价极高,认为它既在形式上达到了美的极致,在内容上又有着深厚的道德基础,所以称得上尽善尽美。在孔子看来,礼乐制度的核心在于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他认为,体现“仁”的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修养,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安定平和。在儒家看来,艺术的主要功能就是形成社会秩序,实现人伦的和谐,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儒家美学偏重于审美活动的教化作用,那么道家则更加强调审美活动自身超功利的价值。道家反对世俗的审美和道德教化,主张返璞归真,追求道之美、自然之美或真美,这种美无声无形,不能用经验感知,所以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这种极致的美只有在摆脱了思想、欲望和文化等一切束缚,在无己和绝对自由的逍遥中才能领会。在道家的思想中,对极致之美的追求与他们追求清静无为、超脱尘世的最好生活是统一的,或者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道家的美好生活理想就是追求一种艺术化的、极致美的人生。

从上述对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美学思想的简单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美的理解,透过关于美的不同见解,可以窥见关于美好生活的不同理念。另一方面,尽管对于审美活动、审美体验和美好生活的意义人们存在不同意见,但没有人反对美好生活内含美的维度。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无法摆脱“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来生产,动物的物种特性、生活范围和活动方式是预先规定好的,它的活动无法突破这种预先规定,但是人的活动具有超越性和不确定性,人可以摆脱直接的肉体需要来生产,人可以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除此以外,人还可以按照美的尺度来生产。审美是人独有的活动,几乎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中,它是对世俗生活的升华,是人自由创造本质的表现,人的美好生活一定是美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美好生活绝对不能被窄化为过一种纯粹审美的生活。试图打破日常生活的沉闷与无聊,过一种精美的、诗意的、纯粹审美的生活,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一些人的选择。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由于越来越普遍、细化与专业的分工,越来越规律化、程序化的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有章可循。社会学家韦伯用“规章统治人”来形容现代社会,海德格尔将现代人这种日复一日的刻板、平庸的状态称为“平均状态”,把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称为与他人没有差别的“常人”。正是出于对这种日常生活状态的不满,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概念。海德格尔本人身体力行地追求这种诗意地栖居,他住在森林小屋中静思,读着荷尔德林的诗歌。这种“诗意地栖居”无疑切中了现代人的内心需要,在平凡、普通、千篇一律,但又无法摆脱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向往超然的美的生存方式。正如王尔德所说:“生活的自觉目的在于寻求表现,艺术为它提供了某些美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他可以实行他那种积极的活动。”[11]

艺术、审美活动弥补了日常生活的不足,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途径,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人们通过追求美来装点自己的生活当然十分重要,纯粹审美的生活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美好生活的方式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了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潮流则值得警惕。美是快乐的重要源泉,是一些人生活中的小确幸,但美好生活不止于美,如果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对微小事物的着迷,失去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自觉,那真正的美好生活就永远在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