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关于美好生活的两种理解

自苏格拉底始，哲学家们将目光从追求世界的自然本原转到人及其生活，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哲学探索。

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主题，其明确的意思是“人是什么”及“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美好生活应该是一种反思的、哲学的生活，“认识你自己”就是利用理性来反思和寻找“公正”“勇气”“节制”“虔诚”等美德，这种反思显然并不仅仅指向自身，而是指向关于自身和共同体生活的一系列信念、价值和原则，美好的生活包含个体灵魂的完善和有秩序的城邦生活两个有机统一的方面。

柏拉图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样包含个体与城邦两个层面。他强调美好生活一定是正义的。柏拉图认为一个人灵魂的各个部分都实现了自己的功能，那这个人就实现了全面的德性，也就达到了内心和谐、健康和幸福的美好生活；正义是好社会的标志，神用不同材料塑造了具有不同本性的各个等级，当各个等级按其本性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功能时，这个城邦就是和谐、有序、正义的“理想国”。人们常常把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与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在柏拉图的设计中，为了防止统治阶层为自己谋取私利，理想国的统治阶层排除一切私人因素，实行共产公妻制度，“必须妇人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家公有，没有什么是私人的”^[2]。正是因为这一思想，柏拉图既被视为“共产”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使“共产主义”常常遭受误解的始作俑者。

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好生活的看法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维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追求某种善，而人所追求的终极的善就是幸福，所谓幸福就是按照美德或德性活动。最为幸福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方式带有半人半神的意味，并非真正现实可欲的美好生活。因此，在现实的维度上，国家是为了人们达到终极目标而存在的机构，人们可以通过参加政治生活来实现幸福。

应当说，在上述几位古希腊哲人那里，关于到底什么是美好生活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他们都乐于提出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想，并且都赞同美好生活是完美的个体德性与理想的社会（城邦）生活的统一，这种理解与中国古人十分相似，也奠定了西方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理解的主流方向。

与古典哲学致力于构建美好的城邦，认为只有在美好的城邦中才能实现个体幸福不同，晚期希腊主要将美好生活理解为个体生活的幸福。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城邦的沦陷之后，晚期希腊人对昔日为之奋斗的“理想国”感到失望，成为了心灵得不到宁静的“精神病人”。在这样的时代，哲学不再像古典哲学时期聚焦于如何建构一个美好的城邦，而是转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医治人的心灵痛苦。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怀疑论者面对同一时代症候开出了不同药方。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被称为快乐哲学，伊壁鸠鲁告诫希腊人，心灵快乐才是医治痛苦的良药，应该通过一种审慎的生活追求个体自身“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干扰”。斯多葛学派认为追求德性是解脱之途，斯多葛学派试图展现的是个体的德性，这个德性只在“你”身上展现并使“你”始终一致，是个体性的内在体验，个人的幸福与自足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事物，完全在于内心的宁静，“当心灵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坚定地固守于自身内部之后，最高之好就已经完满地实现了”^[3]。怀疑论者想解答的问题同样是帮助个体摆脱灵魂的困扰，实现宁静，在他们看来，“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4]。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社会动荡、个体无法掌控自己与国家命运的背景下，对政治生活感到失望，从而回归个体生活，寻找纯粹私人的快乐与幸福的观点往往就会应运而生。这样的观点当然同样影响深远，但是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未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