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主义美好生活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的描述
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及其实现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13]在这段话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图景：
第一，共产主义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下，人日益脱离人的本质，陷入一种片面的、贫乏的、非人的生活。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都得到解放，人与对象的关系从直接、片面地占有到审美和全面地拥有，人的本质和生活的片面性被克服，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多样性得到恢复，实现了真正的人的自由本性。
第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财富的保存。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强调新旧社会的断裂、对私有制进行片面的批判，并且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谴责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在人类以往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人类以往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私有制下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应当得到保存。
第三，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六大矛盾得到解决的和谐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构建了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哲学式的理想，他认为，人类的过去就是人的自我和生活的异化，人类的未来则是人的本质和美好生活的复归。人应该拥有一种扬弃了私有财产和自我异化，消除了人与自然、他人、自身矛盾，自由、全面体现人的本质的、丰富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理想，但是这一理想的确立更多地是基于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即这一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应当”。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种对于共产主义的现实理解才真正形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场景：“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4]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表达美好生活就是个体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的随心所欲，而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实现了生命与生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即每个人都能摆脱外在的强制，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事实上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要义。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共产主义不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的想象，它是基于当下物质生活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全面变革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矛盾使这种变革的要求产生。正因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5]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比，以往的各种共产主义的“空想”性质十分明显，因为他们不理解现实的人的生活，不能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理解人及其历史，从而不能对共产主义产生的基础、实现的条件与路径得出正确的认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只能是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虚幻预言，他们只能在观念中构想美好生活，将之付诸实践则统统遭受失败。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不断超越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断地走向自我发展与成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美好生活图景才得到完整展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宣言》的灵魂与核心，如果说马克思在之前的著作中已经说明了共产主义是一种全面的、总体的社会变革，那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这场社会变革如何具体展开进行了描述、规划和论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中，共产主义首先是现实的革命，它产生的现实基础是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已经产生的无产者的基本要求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私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时，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它最近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它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美好的共同生活的统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多个方面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图景进行了描绘，对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质与特征进行了概括：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消灭了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恢复了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每个人都成为自由发展的有个性的个人；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统治，自觉地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等。《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成熟，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理论和实践纲领，它拉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帷幕。其后，共产主义从一个飘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的洪流，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除了《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上述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等多部经典著作及一系列文章中论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方式、途径，以及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些其他特征。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首创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性质，逐步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特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后来列宁认为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财富尚未极大丰富；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劳动仍是主要谋生手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仍然存在，产品实行按劳分配；人们的思想意识仍然受旧社会的影响；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制度，国家仍然存在并保留着部分旧国家的职能。过渡时期结束后共产主义社会也可分为第一阶段和最高阶段，两个阶段在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分配制度、人的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则是这样一种情形：“在迫使个人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灭，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7]只有到了这一阶段，真正的平等、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而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将完全消亡。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了中肯的评价，肯定了他们在反映劳动人民建立美好生活的心声、唤醒人民反对资本主义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具有合理性，承认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恩格斯还进一步预言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首先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使生产资料成为国家财产；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消灭了阶级与阶级差别，国家走向消亡；在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消费品分别实行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享有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等等。
依据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批判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既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图景，又对共产主义的实质与达成理想的路径进行了具体的探索；既确立了全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又指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以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基础。在他们这里，共产主义一开始就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出发，从而具有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但是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只是描绘出大致轮廓，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内容，关于这一点，在恩格斯1893年对一位记者提问的回答中可以得到理解：“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8]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也难免有缺陷与不足，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总体上是科学的，合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趋势，而那些理论上的缺陷与不足则在他们自己的理论进展中，也在其后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中得到不断的修正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