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幸福与快乐的差别

对于中国人来说，正确认识自己，明了人生幸福的真谛，特别需要将幸福与快乐区分开来。诚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中华民族具有乐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对带来愉悦、使人快乐的事物极其敏感，乃至将之作为富有意义的追求对象。本来这种快乐、愉悦包括身心两方面，但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以娱乐化为重要特征的大众文化时代，很多人都将这种愉悦作了更接近享乐的理解。具体而言，幸福和快乐在如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的差别是十分关键的，不可不察。

一是愉悦的向度不同。快乐是由外而内的愉悦，总是由于外界的刺激而“感到”的愉悦。幸福则是由内而外的愉悦，我们常常说是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

二是愉悦的源头不同。快乐来自感官满足，而任何感官的满足都需要外在的刺激，也就是物质保障，一切物质的东西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可以兑换为一般等价交换物即钱。这也就意味着，有物质保障就能找到快乐，或者干脆说，有钱就有快乐。一如今日，很多人会发现，只要有钱，就能很轻易地找到快乐、放松甚至放纵的满足。但是哪怕是最普遍的平常百姓，都懂得这样一个朴素的“鸡汤”道理：有钱未必幸福。因为幸福更多是源于精神的愉悦，而且这种精神的满足不是一时的刺激，而是一种绵长的滋润。对一个人来说，不是要等到什么都有了才幸福，幸福生活往往就是在追求幸福过程中度过的生活。

三是愉悦的层次不同。一如前述，自我有着生理、心理、心灵三个层面的结构。对生理、心理的满足都只能达到快乐，而只有对心灵的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从古希腊开始，幸福“eudaimonia”——包含“eu”（好的或善的）和“daimon”（神灵、守护神） ———一词就强调超越世俗的感性，突出神性、灵性的维度。这与西方天、地、神、人的宇宙观有关，而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天、地、人，没有神的位置。抛开有神论思想不论，人确实需要有心灵超越的维度，而这种心灵超越带来的宁静才是真正的幸福。中国古人强调的修身养性，“至诚如神”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而今天许多国人不幸福的根源恰恰在于心灵的浮躁、荒芜，没有脚踏实地的基础，更缺乏“仰望星空”的维度，无法享受心灵超越的愉悦。真正的幸福来自于灵魂深处，而不是生理、心理的满足。

四是量度与质态的差别。快乐由于源于外在物质的刺激，故物质刺激的程度就会影响快乐的程度，而所有物质的东西都可以量化、计数。现代生物学、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人是否快乐在于是否分泌多巴胺（Dopamine）及其分泌多少。幸福（well being）则不然，being即存在是哲学中最高、最玄奥的观念，well being直接表达的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好的存在状态，描述的是人存在的质的状态和感受。尽管坊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排行之类的，但从根本上说幸福是不能被量化的。

五是死与生的不同前途。快乐的极致追求将把人引向毁灭、死亡。弗洛伊德指出，快乐的爱欲追求和死亡冲动是人的两大本能，而且两者常常互换。在超我失去作用的时候，死亡的本能往往带来巨大的快乐。当然，这种死亡本能是广义的，包括毁坏、攻击、侵犯和自残等。波兹曼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娱乐致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相反，幸福（well being）是人的好的存在状态，对生命持肯定、积极的态度，并蕴含着对生存更好的追求。人生在世，除开生死，都是小事。快乐与幸福的前途是如此不同，以至完全相反。

六是手段和目的的不同。快乐是有价值的，但更多具有的是工具价值，因为快乐经常被当作消解、缓解不快乐的手段。幸福则本身就是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选择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幸福是所有善事物中最值得欲求的，不可与其他的善事物并列的东西。”^[4]也就是说，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最终的目的，是人们追求的终极意义。我们可以说努力工作是为了过得更幸福，但不能说追求幸福是为了努力工作。同理，中国梦的内涵——“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顺序是不能调换的，因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都是手段，只有人民幸福才是终极目的。

通过快乐和幸福差异的比较，我们发现，在经历站起来、富起来，进入物质丰裕时代的当今中国，相对而言，快乐是比较简单的，幸福却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凭借本能都会以快乐乃至放松、放纵来对冲生活的焦虑。但经验告诉我们，以追求快乐的方式消解焦虑只是暂时搁置、遗忘了焦虑，快乐结束之后不仅焦虑依然是焦虑，甚至可能更加焦虑。换言之，当今不少人的幸福感不够高，其中一个原因，恰恰是混淆了快乐与幸福，错把快乐当作幸福进行追求，结果自以为很幸福，其实未必，换来的极有可能是更深的焦虑。每当节日、亲朋生日之际，我们往往献上“节日快乐”“生日快乐”之类的祝福，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快乐是易得的，而真正宝贵难得的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