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身处时代的特点

人在世界、宇宙中的命运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更需要知道自己身处的特殊时代的特点，才能以此为前提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美好生活。

第一，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意味着幸福美好生活一定是开放的。自15世纪以来，人类进入到全球化时代，所谓全球化就是人类活动日益联为一体的趋势与过程。全球化在21世纪因为互联网数字技术的高歌猛进而加速发展，尽管出现过所谓的逆全球化潮流，但总体上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就像马克思说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孤立的动物一样，当代的民族-国家也只有在全球化中才谈得上民族-国家化。对于某个民族、国家或群体来说，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就意味着一种开放的必然性，意味着封闭与落后的关联性。在传统社会，中国人畅想的美好生活往往具有某种封闭的特点。要么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要么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幻想；要么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隔绝。在今天，这些从根本上是不合时宜的。封闭、原始、淳朴状态可能还会存在，但一方面一定是少数的，另一方面恰恰只有作为开放时代的一环出现才具有其暂时的意义。不少人羡慕偏远地区的宁静生活，但那里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只要外出打工，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往往就不愿意再回到乡村，这正是如今农村空心化的重要原因。我们并没有资格和权利去批评这些年轻人的忘本，因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理解的美好生活的权利。他们的选择恰恰表明，他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着全球化、开放时代的变化。

第二，这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意味着不能离开利益来谈幸福美好生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1992年开始真正开始市场经济建设，2001年加入世界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顺应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市场经济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也是改革再出发的重要规定。市场经济是以承认包括个人在内的市场主体的独特利益为前提的。说白了，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利益配置机制。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尽管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精神文化上的需要，但物质利益的需要仍然是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的思想所示的，幸福美好生活一定是在物质生活必需品得到保障之后的生活。“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道德一旦离开利益就注定要出丑”。因此，我们虽然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反对庸俗的快乐主义幸福观，但也不简单认同道德主义幸福观，而需要一种协调利益与道德的现世智慧，保证德福同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就必须富起来，并且是共富起来；在真正实现共富之前，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实现民生“兜底”。对于个人而言，就意味着要努力工作，在创造更大价值过程中获得更多报酬，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美好生活奠定物质基础。

第三，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意味着认知迷惑是扰乱我们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信息时代每天每时每刻都遭遇海量的信息。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看手机，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情是看手机，乃至半夜起来上个厕所也要打开手机，无处不在的“两耳不闻身外事，一心只看手中机”的低头族……这意味着我们时刻在进行信息交流。但问题在于这些信息往往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伪莫辨的。特别是由于媒体的高度发达，一如波茨曼所言，媒介即认识论，我们所了解到的世界上的每件事情都以新闻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这些新闻呈现的角度、叙事的方式不是取决于读者，而是取决于有态度、立场的媒介，通过媒介认识世界是时代的必然，但从任何媒介所获得的认识都是一种文化偏见。当然，媒介也有自己的纠偏机制，那就是所谓新闻的反转。可是，在无数次的“反转”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事件激起的情感、态度，而不是事情的真实性本身，这便是所谓“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多重交叠，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关于”某事物的“晕眩”，而不是某事物自身。这种信息的迷惑扰乱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进而也就扰乱了我们的心智，使得我们的灵魂得不到安宁。

第四，这是一个高速现代化的时代，意味着身心上的必然不适应。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进程，特别是开启现代化以来更是如此。中国从1840年起就追寻现代化，但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意义上的、快速的现代化只是最近四十多年来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瞩目和惊叹，西方甚至有人指认，这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四十多年。然而现代化速度快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物质、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人们的心理、心灵需要快速与之适应。事实上，中国用四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走过的历程。如同做化学实验时先要给烧瓶、试管均匀加热，否则会碎裂、爆炸一样，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的心理、心灵相对而言有一个缓慢的加热过程，故今天看到他们的生存焦虑感似乎没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烈；但中国人的心理、心灵缺少这么一个缓慢的加热过程，极速的现代化使得心理、心灵一时难以适应，产生诸多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五，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意味着纠结的情绪会贯穿始终。从1978年到2049年的70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70年，其实也是实现社会大转型的70年。今天我们就处于这种漫长的社会大转型之中。我们说的转型既包括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型，也指整个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变迁，例如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转型就意味着未定型，而所有的“型”都意味着一种“范”。在长长的转型期，既有旧的规范失去作用而新的规范尚未形成的情况，也有新旧规范犬牙并行的情况，还有一些试错性的规范未等待定型就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在一定的时间内，某些规范的遵从与否，未必有强制性的措施，但未遵从也未必就不受到惩罚。一方面，我们拥有不少的自由选择，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另一方面，我们选择的结果如何却并不确定。不确定性期待带来的纠结只有等到转型完成，各方面形成成熟、稳定的规则状态才有可能逐渐消解。

第六，这是一个复杂性的时代，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充满不可预见的风险。人们总倾向于认为，幸福美好生活应该是简单、单纯、纯粹的生活，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复杂性的时代，任何事情发展的结果都具有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这其中就蕴含着一些不可预料的危险。一如前述，所谓风险就是不确定的危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事业日益充满风险，一个极小的原因就可能导致我们事业或职业的崩盘。情感特别是其中的爱情充满风险，能和初恋结婚的越来越少，结婚了不离婚的越来越少，不离婚感情还一直好的越来越少。最关键的是科技的进步不仅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打开了广阔的可能世界，而且也为人的死亡带来方式的多样性和时代高度上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凡此种种，既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残酷现实，也是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第七，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最大现实前提。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解放人类，让全人类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事业。这个事业分为不同阶段，即广义的社会主义阶段和狭义的共产主义阶段，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为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经过七十多年的奋斗，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而进入强起来阶段，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方面凸显出来，为人民谋幸福也成为执政党更加自觉的使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我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瓶颈。作为现实的表现，不仅总体上我们的幸福美好生活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且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美好生活程度或幸福感也是不平衡的，甚至差异还比较大。

幸福美好生活不是空中楼阁、不能靠悬想。无论是从整个人类的命运，还是从我们身处时代的特点来看，还是延展到每个个体的现实处境的分析，目的就在于廓清我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前提，就是让我们领悟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我们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追求着尽可能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