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存在看待发展

人们都熟知马克思的一个方法论性质的重要观点：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而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现代发展观的定型是后形而上学的产物，基础本体论的缺失是其先天缺陷，其在实践中带来人人都经验到的诸多问题甚至危机，恰恰是由理论不彻底所导致的。立足今天，检讨各种发展观，对发展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反思，我们将发现：存在才是发展的真理，以存在看待发展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发展理念。

发展不过是人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则是发展的规定。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因此，我们也一般地认为，存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人的存在与万事万物的存在是不一样的，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是“站出来”的存在（existenz），是“去存在”（to be），是使世界“在起来”的存在（being），是超越性的存在，是生成的存在，发展不过是存在内在规定的现实展开。发展并非没有条件，也不是没有极限，存在就是它的条件，就是它的极限，连存在都不能保证的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从来不是静止的，也不是盲目的，人们对存在的领悟总意味着一种应然的方向和目的。发展首先是为了能够持续地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要再生产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持续的再生产，人就不能存在。同时，现代知识也教导我们，人以发展的方式存在，不发展就意味着不能存在，发展是人存在的特点和宿命。当然，并非所有人特别是一些思想家都认同发展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进步，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将最低限度地同意，发展是基于存在的一种积极适应性。因此，在保障持续存在的基础上，发展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存在。正是在何为“更好的存在”的探索中，自由、平等、正义等对发展的规定逐渐明确起来。以自由为例，存在无疑是先于自由的，自由作为对存在的规定不过是西方近代以降的认识。同时，存在是自由的限度，是自由的合法性标准。卢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这是从自由的角度看到了现代化或发展的悖谬，也可以说是对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观念的超前诘问。但今天深究起来，这个自由的“枷锁”归根到底就是人自身的存在。发展承诺自由，但首先要承诺的是存在，存在是发展的前提、基础和起点，也是发展的目的、归宿和限度，人们可以给“好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规定，但“好的存在”即幸福（well being）作为追求的目标从未改变。一言以蔽之，存在是发展的规定。

发展造成诸多问题的本质是加剧非存在的威胁，根源在于发展对存在的遗忘。近代以来的发展观带来的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自然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人自身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自然环境问题主要是指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人们往往称之为自然环境危机。其实自然界并无所谓危机，造成这些危机的是人，这些危机也是对人而言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环境危机危及的是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危机。在当代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危险，如经济危机、政治腐败、文明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等。但是社会在本质上是处于关系中的人自身，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危机当然是人的存在危机。在高度现代性或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体的生存焦虑、自我认同危机、虚拟依赖、意义迷失等问题十分突出，这些直接地就是人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上述三个问题中，迅猛发展的当代科学技术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人们把握世界、改变世界最现实、第一位的力量，而且它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座架”。但科学技术自身是盲的，对于人类而言，它是使人变得更加强大还是变得越来越脆弱，是使人更加自由还是日益遭受奴役，是拯救的力量还是毁灭的力量，这是关乎存在的大问题。尤其是现代网络、智能技术的发展确乎在印证马克思当年的警示：“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我们说发展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说到底都是它使人的存在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在逐渐丧失，正在使人成为非存在——终极的意义上就是人类的灭亡。人只要存在，就会遭受非存在的威胁，但近代以来的发展大大加剧了这种威胁。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存在，最终却适得其反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错把存在者（beings）当成了存在（being），总是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来创造、占有更多花样的“存在者”，却遗忘了存在本身。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存在问题极度凸显。在科学技术、生产力、社会交往的极速发展和制度化编织下，高度现代性时代中的个人、群体和整个人类的行动都与整个世界——自然、社会、人的统一的存在状态紧密相连，拥有丰富、密集的联系，但同时这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风险参量，任何发展都存在“高后果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s）。风险不同于危险，总是意味着未来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这种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复杂性，不能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对行为的结果进行预测——人们常用所谓“蝴蝶效应”来生动地说明。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灾难、危险越多越巨大，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真实经验就越少。人类及其个体的任何一个选择与行动都是充满风险的决策，而人类只要存在就必须不断地选择和行动。因此，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文明，不仅为人们创造了便捷、舒适的生活，同时也将人们置于不可预见和驾驭的、高度复杂的风险之中。

可见，存在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代发展的本质问题。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高度，发展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存在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存在的问题，而当今发展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存在和更好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存在就是发展的金规则。套用海德格尔的著名观点，我们可以把以往的发展观称为存在者型（物化）的发展观，而现在需要的是存在型的发展观，需要我们以存在来看待发展。

一如前述，美好生活和幸福是密切相关的观念，都指向人的一种积极肯定的、愉悦的、好的存在状态，差别只在于美好生活（good life）更为外在点，能以更为感性、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幸福（eudaimonia，well being）则更为本质、内在，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也就是一般用语中，两者是完全可以等同的。人是追求目的和意义的存在物。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思想家们都指出，人追求的终极目的是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如下论述可谓不朽：“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选择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幸福是所有善事物中最值得欲求的，不可与其他的善事物并列的东西。”^[11]古莱则从发展伦理学的角度直接指出：“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的惟一发展目的是使人们更加幸福。这也是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地不要发展的惟一目的。”^[12]当我们说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存在，也就是说发展的目的在于增进人们的幸福。如果发展的结果不是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是生存条件恶化、安全感丧失、焦虑感深重、意义感迷失，那么发展就失去了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