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总体上，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阶段，社会生产力总量即经济实力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国防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还不够丰富、发展潜力还没有全部释放、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还有明显距离，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是所谓发展的不充分的问题，核心在于发展的量和质都还不够。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
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突破11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但问题在于与世界第一的差距还很大。2021年美国经济总量是23.04万亿美元，中国与之相比还差6.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2014年美国的水平，也就是说总量水平相差至少7年。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使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比较低，2021年12556美元，而同期美国是6.93万美元，日本3.93万美元，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21万美元。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首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之上，但在世界排名第75位，仅为美国的18%，欧盟国家的33.1%。这都与我们进入“强起来”阶段和我们的理想抱负还很不相称。经济是基础，而且钉是钉、铆是铆，来不得半点虚假。仅就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一点就知道，我们的发展总体上还是明显不充分。
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还体现在发展方式和发展质量上。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世所罕见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规模。但这些主要是以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底子薄、基数小、增长空间大、劳动力价格低等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的是外延式扩张，通俗地说就是“铺摊子”“摊饼子”，发展的质量不高、效率比较低、动力还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的潜台词。
发展的量与质的制约还突出和直接地体现为有效供给不足。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二百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生产能力主要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而且这方面的生产能力中还有大量过剩产能；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一些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优质农产品依赖进口；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等领域供给还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2]
2.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还不充分
人们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前都是相对稀缺的。为了解决稀缺问题，一方面是要提高生产效率，使之变得更多更好；另一方面就要提高配置效率，以有效供给保障人们的需要能得到有效满足。改革开放前，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中央计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带来诸多弊端，这正是我们要进行改革和进行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市场能够通过价格变化及时、准确、灵敏地反映供求关系变化，对资源起到有效的配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改革就是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形成，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推进。这其中包括政府权力、财税金融制度、企业制度、户籍土地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没处理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表达的是努力方向和坚定决心，也说明总的来看这种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很好发挥。
3.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够
一个国家只有治理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治理包括体系与能力两个方面，它们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就我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这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治党治国治军、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各种复杂国际事务等方面的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无疑，现代化目标的追求本身就承认了两个方面的落后：一是纵向的历史维度，表明目前还不够现代化，甚至某些方面还处于前现代化；二是横向的他者视野，表明在总体上我们与现代化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所谓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形成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现代制度体系，本质上是成熟稳定的法治体系。目前，中国的法治体系还不完善，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还比较明显。同时，所谓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指总体上党的执政能力的现代化，也指从国家机构到社会组织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的现代化。目前，总体执政能力在体现出重要优势的同时正面临着潜在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干部的工作能力离人民满意还有距离，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也有差距。总之，无论是治理体系还是治理能力方面，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法治化还不够，大大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地转化为人民美好生活感受的效能。
4.精神文化发展不够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之于以往的一般物质文化需要，具有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实际的结果是，精神文化建设相于经济建设来说是滞后的，面对“富起来”后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明显供给不足。例如，就思想学术而言，我们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学风问题还比较突出，总体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就文艺创作而言，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存在追求低俗、简单满足欲望和单纯感官娱乐，缺乏精品力作的问题；就公共文化服务而言，设施网络、服务水平、信息化水平、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水平还不够高，特别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滞后、国民阅读率下降。此外，文化产业体制不健全，缺乏创新活力的问题；文化保护与开发以及传统文化弘扬中的乱象问题；文化贸易中的文化赤字问题，等等。这些都制约了人民文化需要的满足和对世界的文化把握，从而影响着人民的美好生活体验。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物质化的、浮躁的氛围，不少人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心灵得不到安顿，要么皈依宗教，要么被各种邪教、灵修活动所俘获，要么过着缺少灵魂的生活。人民精神家园的满足是美好生活最高级、核心的需求，而如今的精神文化发展还远远没能完成这一功能。
5.社会事业发展不够
社会事业直接关涉民生水平和社会秩序，直接影响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集中的领域、最直接的表现。因此，其发展水平也就直接制约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例如，教育优质资源不足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大学毕业生、农民进城务工就业难的问题；全民参保不充分，社保“兜底线”的“底线”过低，特别是养老问题老百姓心中没底；医疗保障问题和医疗费用高、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特别是农村地区在报销时遇到很多麻烦，人们大病医不起，小病不敢医，因病返贫现象比较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频发，造成群众一定程度的心理恐慌；网络、电信诈骗长期难以根治；青年大量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社区空心化的问题；人们普遍焦虑感较强，“压力山大”，也导致社会戾气较重，社会不够和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人们生活的美好程度。
6.生态文明建设不够
生态文明建设好了，自然就会变成审美的对象；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就将直接增强。但是我国环境保护以及整个生态文明建设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账一直在累积着，使我们今天受到惩罚。当前，资源环境约束紧张，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环境污染重、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短板。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农村农业面源污染等情况十分严重。2021年，虽然空气质量连续8年得到改善，但我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仍有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三分之一；国控地表水水质断面中，劣Ⅴ类断面比例仍有1.2%。“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没有良好的生态，人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就根本谈不上美好生活，生态文明建设从底线的角度制约着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