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的传承与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中华文化中关于美好生活最具代表性的理解就是“大同”。自《礼运》提出“大同”以来，古代中国乃至近现代中国都深受其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一直将大同社会视为最完美的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达到大同社会的过渡环节，“大顺”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则被视为对“大同”理想的重要补充。千百年来，中国人以“大同”来怀念过去、反思现实、展望将来，在历代思想家、政治家规划的美好生活的蓝图中，在劳苦大众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中，在诸种相互影响与各具特色的阐释中，“大同”思想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在西汉时期，由于官方的扶持，儒家在诸家学说的纷争中逐渐占据“独霸”地位，儒家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成为主流。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董仲舒融合了《礼运》中的“大同”“大顺”思想，描绘了一个人们生活美好富足、仁义道德达到很高水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蓝图。“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馋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
东汉末年，何休对《春秋公羊传》中的“所见、所闻、所见闻”加以发挥，提出了“三世说”。他认为社会进步分为三个阶段，即“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何休这样描绘他心中的“升平世”和“太平世”：在“衰乱世”，仅以王道治理鲁国；至“升平世”，王道由鲁国推行至诸夏各国，但没有推广至边远民族，尚且内外有别；而发展到“太平世”，王道普及边远民族，没有大小远近的区别，整个天下得到很好的治理。可见，“升平世”大致相当于小康社会，“太平世”则大致相当于大同社会，并且是超越民族、地域的天下大同的设想。
除儒家外，汉代的道教对“大同”思想也有发挥。大约成书于东汉后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万年太平”的理想：“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太平”是这一理想的根本特点，天下大治、人人平等，其中的平均主义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有着重要影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根本谈不上拥有美好生活，他们受到层层盘剥、生活艰难，一旦遭遇天灾，或是生逢暴政与乱世，农民的生活就更是难以为继，劳苦大众为了生存只能奋起反抗。农民起义的初衷不过是希望实现生活温饱、财富均衡，这种呼声和“大同”“小康”理想本身有共通之处，而人人平等的观念更是特别能激起老百姓奋起反抗的决心。东汉晚期的黄巾起义直接受到了《太平经》的影响，张角依据《太平经》创立太平道，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其后，又有唐朝的黄巢提出“天补均衡”，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劫富济贫、均田免赋等等。人人平等、财富平均，没有剥削、压迫与战争，拥有安定幸福生活的太平世界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向往，广大农民敢于反抗封建统治与剥削，在历史上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农民起义史。
秦汉之后，中国进入了政治社会动乱频繁的魏晋时期，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十分活跃，道家学说，特别是庄子的学说对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最大。道家著作《列子·杨朱》中阐述的态度在魏晋时期十分具有代表性：“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这就是说，善于治理身外之物的人，不仅外物未必能治好，自己还可能身受其苦，最重要的是要修养自己的内心。不迎合别人、不役于外物，听从自己的内心，追求率性自由的生活是魏晋时期诸多士人认同的观点。比如，道家学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向秀和郭象发挥了庄子的“逍遥游”，认为一个人在超越事物间的差别之后，就可以实现一种无拘无束的“任我”境界，实现终极的快乐和自由。魏晋时期的很多士人持消极避世的态度，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寄于梦境般的幻想。比如，东晋鲍敬言曾描绘了一个“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社会，“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干戈不用，城池不设”[1]。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及附诗中也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不存在国家制度、无贫富贵贱之分、人人劳动、丰衣足食、生活安逸的“世外桃源”。
589年，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分裂之后，中国又先后统一在隋、唐的统治之下，儒家思想再次成为国家确认的官学，在宋明时期发展至新的高度。一方面，与秦汉儒家一样，宋明的儒学家也推崇上古三代圣王之治，向往其时人人各安其位、各尽其力而没有私心的理想社会，主张《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将个体的道德外延至国家、天下，追求内圣外王。另一方面，宋明儒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和佛教的影响。与道家注重修养内心、追求终极的快乐，佛教引人成佛、向往极乐世界相一致，宋明儒家特别关注如何成圣和如何寻求生活的快乐。自程颢、程颐二人始，儒家分成了两个不同学派，即程颐创立、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程颢创立、陆九渊和王阳明完成的“陆王心学”。两个学派都共同关注如何成圣的问题，不过前者认为成圣的途径在于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格物致知”；后者则认为理在每个人心中，只要恢复本心，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寻孔颜之乐”是宋明儒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程颢曾说：“昔爱学于周茂叔，每另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论语》中有很多孔子和弟子们讨论“乐”的对话，这些对话常常被当时的儒学家引用。在程颢看来，圣人之所以乐，是因为圣人以己为乐、与道一体，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超功利境界。事实上，在周敦颐、邵雍、程颢等儒学大家那里，“寻孔颜乐处”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探求，更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实践，周敦颐曾写出《陋室铭》这样的名篇表白心志，邵雍自号“安乐先生”，程颢也有诗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中国人民再次掀起对“大同”理想的热望是在中华民族陷入危难的清朝末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也逐渐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救亡图存与绘制理想社会蓝图成为有机统一的时代课题。“大同”理想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升华与系统的建构，甚至有一些具体的原则得以实施。鸦片战争10年后爆发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上，太平天国起义糅合了“大同”理想、历史上农民起义一以贯之的平均主义、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定都天京（今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起义中第一个完整的理想社会方案，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从而将平均主义发挥至顶峰。
此外，近代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对“大同”进行了系统总结与建构，其代表作《大同书》二十余万字，对“大同”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于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细阐述，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百科全书。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康有为构建大同社会的探索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是他的“大同”思想达到了中国古人关于美好生活设想的最高峰，也激励着中国人民继续寻求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