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对先秦诸家关于美好生活思想的综合

如前所述，儒家希望构建的美好生活是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的统一，提出要通过个体德性的严格修行来构建美好生活；墨家描绘出兼爱天下的美好生活蓝图，提倡“兼爱”“非攻”与“尚同”的原则；道家将原始社会中的自然状态视为美好生活的原型，提出以自然秩序为基础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学者和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儒家、墨家和道家思想同时也相互影响。成书于西汉的《礼记》虽然被认为是儒家经典，但深究其中的思想则可以看出，《礼记》实则是以儒家为主、各家思想杂糅的结果，《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大同”“小康”“大顺”的美好生活图景就是如此。

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被认为是事实上曾经存在的不同历史时期，三皇五帝时期是大同社会，而夏、商、周三代则是小康社会。关于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说大同社会是大道施行的社会，权力与财产都为人们所共有；品德高尚、富有才能是选拔人才的标准；人与人之间讲求诚信，社会氛围和睦；人们各尽其力、合理分工、互助互利；社会秩序安定，没有暴乱与战争。

《礼记·礼运》这样描述小康社会的图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有诸多差异：从“大道既行”到“大道既隐”，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等等。概括而言，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权力与财产的公有转变为私有；二是从自然纯朴的人际关系转变为以“礼”来维系的伦理政治秩序。由于现实条件所限，大同社会可望不可即，小康社会固然并不完美，但它被认为是一种现实可求的美好生活。

在《礼运》中，“大同”和“小康”主要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描绘不同层级的美好生活图景，“大顺”的设想则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在内，描绘了整个世界的美好图景。“大顺”不仅意味着个体健康、家庭和睦、国家与天下以礼法为序，还特别强调了要遵守自然规律。在《礼运》的篇末，作者指出：“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顺之实也。”这是说，圣人使天下“大顺”的表现是：第一，顺应地利，不改变人们的居住习惯；第二，顺应天时，“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第三，顺应人情，让男女适龄婚配，颁授爵位要与年龄和德行相当，在农闲时才役使民众。顺应了地利、天时与人情，就会出现上天降下雨露、地上涌出甘泉、山中出现珍宝等各种祥瑞之相。

《礼运》的作者借孔子之口阐述了“大同”“小康”和“大顺”思想，但不难看出，这些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也对其他各家思想进行了吸收与借鉴。如大同社会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中的“博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颇有关联，“选贤与能”则吸收了墨家的“尚贤”思想；《礼运》的作者认为小康社会是大同社会的退化，这种思想和《老子》书中所讲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十分接近，“大顺”一词则最早见于老子的《道德经》：“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可见，《礼记》中关于“大同”“小康”“大顺”的描述是先秦各种关于美好生活设想的总结与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