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地与世界辩证和解
幸福美好生活是人存在的一种积极的、好的存在状态，从终极的角度看，这种好的存在状态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世界的关系。传统中国崇尚和谐关系，无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是如此，因此那时的中国人总体上处于恬静、自足的原初美好状态。当然，在现代化的摧枯拉朽下，这种田园诗般的美好已经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生存焦虑更多是由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四十年的高速现代化带来的，其中主客二分且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改造是重要的根由。当然，解决之道不是全盘否定现代化本身，在中国现代性依然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还在实现之中，还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唯一的态度是，以真正的智慧，在今日的现实条件下，去谋求自己与世界关系的和解，从而获得一种日臻完善的幸福。
一要敬畏世界。人生在世，面对各种挑战，总要有所筹划，即所谓应战。一如汤因比所言，正是在这种应战中，文化、文明诞生了。但是应战方式也即文化、文明的模式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仅表现为横向的差异，也表现为纵向的不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高扬主体性，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但是也不能不说，今日很多问题特别是制约我们实现美好生活、造成生存焦虑的许多问题，都与某种过于盲目的征服世界、“人定胜天”观念有关，结果却适得其反。世界是我们的栖身之所，我们的存在归根到底就是要在世界中，自然界则是我们的无机身体，所谓的自然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等说到底是人自身的危机。因此，改变世界的前提是敬畏世界，敬畏世界就是珍惜人自身。敬畏世界就要敬畏自然、敬畏社会他人、敬畏自己的生命。孔子曾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所谓“畏天命”就是要尊重规律。如果说获得自由是幸福美好的重要表现的话，自由既意味着免于某种控制，更意味着对规律的认识和按照规律行事。不敬畏规律，生存都可能成为问题，美好幸福生活就更谈不上。“畏大人”在今天就可以理解为尊重领导、长辈、榜样，他们所经历、积累的，要么在时间上先于我们，要么在高度上超越我们，敬畏是学习、借鉴的前提。“畏圣人之言”在今天就可以理解为要敬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类精神财富，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其深刻之处，不应该轻视甚至轻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还发现，思考（英文think，德文gedanke）和感谢（英文thank，德文danke）在词源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思想都趋向于对世界的感激，真正认识、把握世界首先意味着要尊重世界，向它致敬。
二要参透欲望。哀莫大于心死，欲望是人一切行动的原始动力，没有欲望就没有人生。我们不能禁欲、无欲，但确实应该参悟欲望，智慧地对待欲望。一应知晓欲望本身有需要（need）与想要（want）之分。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需要总是有限的，而想要是无穷的，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烦恼徒增。特别是在当今无处不充斥着一种混淆需要与想要、把想要当作需要的社会亚文化时，欲望满足的急迫性与实际不能达到之间的矛盾极端彰显，就会导致内心极大的痛苦。二应在功利追求之上培养审美情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功利可以淡漠但不能没有。不过，今天的人们更多的只有功利的追求，内心焦灼于功利，缺少一种超功利的欲望的维度，那就是纯粹的审美维度。无论是大自然、社会还是人自身，超越功利的眼光，才能发现其美好之处——世界并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三应懂得舍与得的辩证法。人活着是为了存在和更好的存在，而不是为了占有。常言有得必有失，其实有失也必有得，关键是得失的分别是什么，是否真的关乎幸福美好。日本学者山下英子的畅销书《断舍离》提出杂物管理的三个重要原则观念：断，就是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舍，就是及时处理掉没用的东西；离，就是摈弃对物质的迷恋，让自己处于宽敞舒适、自由自在的空间。这也是现代人关于舍得的智慧洞见。四应超越有用与无用。生活中，我们总希望展现自己的优秀，以获得让自己成功的机会。但也有人说真正的智慧在于韬光养晦，无为而无不为。其实，这种有用和无用之说在现代社会都未必是终极智慧的体现。《庄子·山木》记载：“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材与不材即有用与无用，真正的智慧会对两者进行超越的妙用，知道什么时候该有用、什么时候该无用，超越有用与无用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
三要看惯复杂。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种憧憬活得越简单、纯粹越美好的想法越来越不切实际。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生就是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所构成的局面。所谓复杂就是这些关系更多、更繁复，蕴藏更多不可预料的风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关系没处理都可能全盘皆输。既然不能逃避，我们就只能面对它、看惯它、尽可能驾驭它。看惯复杂意味着，我们每个人不仅要有能力还要有能耐。能力更多体现的是知识、技能，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几乎无人不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比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能耐。所谓能耐是在能力的基础上还要加上忍耐、耐心、耐烦，耐得住复杂性的挑战。看惯复杂意味着，我们要宽容不足、感恩所得、理解无奈。“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在复杂性的条件下，现实总是不平衡发展的，存在某些不足特别是差异是正常的，故而要宽容；在复杂性的条件下，任何人的生存、发展、成功都离不开别人、社会的帮助，故而要感恩；在复杂性的条件下，每个人的选择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尽管已经尽力，但也未必结果都十分理想，故而要理解各自的无可奈何之处。
看惯复杂还意味着，把接受复杂局面的锻炼看作增益人生智慧的机会。追求幸福美好需要人生智慧，但智慧不在于背诵一些名人名言、看些心灵鸡汤的书，或是读些深奥的哲学著作，真正的智慧饱含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人生实践的结晶。同一句话，例如“人活着真不容易啊”，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说出来，但是小孩说的会让人觉得滑稽，甚至毛骨悚然。而老者说出，我们会觉得语重心长、意味深长。区别在哪儿？就在于生活的历练。黑格尔就说：“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小孩也懂得宗教的内容，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意义在于全部运动。”[9]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描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其实，他们所取之“经”似乎理解为“经历”更好！只有有了九九八十一难的经历，才能真正读懂和领悟经书。经历中的挫折更是增益智慧的契机，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四要向死而生。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人固有一死，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人生可以说是立基于这一确定大限的无限可能性。哲学家们都认为，所谓人生意义的反思就是基于对这一大确定性的反思。从苏格拉底开始，很多哲学家都确认，真正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加缪则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10]海德格尔认为，当人一出生，他就立即老得足以死去了。也就是人从出生那天起就向着死亡迈进。人只有自由地去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高无上的目标。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特别强调参透生死方得人生的大智慧。在佛教看来，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烟云散尽，不过一捧黄沙，了悟生死才能大彻大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哲学“要求采取高傲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虽然并不‘盼望’死亡，但把死亡当做一种一直渗透到当前现在里来的势力而坦然承受下来”[11]。
归根结底，人生幸福并不能从自然意义上超越死亡，人生意义的真谛在此乃是向死而生，生而幸福。推而广之，死亡不仅仅指自然生命终结的那个端点与时刻，而且还指那些终我一生一直在威胁着我们，试图使我们丧失本真的存在状态，成为非存在的那些东西。例如，焦虑、空虚、无聊、罪过、孤独、荒谬等。这种意义上的死亡威胁并不是病态的，而是现实的存在。无论这些威胁是否会变成一种现实的灾难，我们一生中每天都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地面对着这些威胁。它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存在的真实和不间断的一部分。人生在世，死亡时时窥伺，逃避不是正道，真诚面对才是智慧。常有人见轻生者而感慨：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其实，活着尤其是有意义地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正如哲学家梯利希所启示的，面对非存在的危险，我们必须鼓足勇气去生存！
五要有悲剧意识。人生追求幸福美好，但往往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会形成积极、乐观与消极、悲观的不同态度。但这两种简单的态度都不是智慧的态度。人生的智慧态度不应该是简单地乐观、积极或悲观、消极，而应该是既积极又消极，既乐观又悲观，是积极与消极、乐观与悲观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的态度就是所谓悲剧的态度。悲剧本是一种戏剧概念，鲁迅曾说，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而喜剧则是把没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恩格斯的论断更为经典：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12]对于每个人而言，这种冲突就可以理解为良好愿望在实现中得不到实现的矛盾，这是人生的常态。如果只是一味地想着最好的结果，从不预见不理想的结果，也就是一味地盲目乐观、积极，最后即使获得了在别人看来是不错的结果，也会被自己理解为不可承受的痛苦与伤害，不少在鲜花掌声中长大，稍遇挫折就厌世甚至自杀的青少年的病灶就在于此。
当然，如果一味只想着最坏的结果，在忧虑中放弃努力，也就是一味的悲观、消极，毫无疑问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是运用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便是两者的辩证统一，“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因积极而盲目乐观，不因消极而放弃努力。其实，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反映的都是这种悲剧精神。或者说，悲剧意识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在追寻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美好生活中所体现的一种精神特质。
六要惜缘惜福。当我们说要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时，并不意味着当下是完全不幸福、不美好的。而应该说，许多人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幸福、美好，正在努力使自己的幸福、美好成为可持续的，进而追求更大的幸福，更美好的生活。因此，首要的是把握住、珍惜好已经拥有的稳稳的幸福，这也意味着一种对待幸福的节制态度，幸福需要细水长流，细细品位，而不能一次享尽。清代名将左宗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后来荣毅仁、李嘉诚等都奉之为座右铭：“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上联就直接关涉惜缘惜福。所谓“发上等愿”就是要志存高远，格局要大，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是也。一个没有高远理想、格局太小的人的幸福必然也是有限的、脆弱的。所谓“结中等缘”就是对人生际遇的条件、机遇、缘分不必强求、抱怨，一般即可，随遇而安在此不是贬义，而是境界。“享下等福”即生活中的享受则要返璞归真，看得透亮，不要享尽荣华富贵。这启示我们对于幸福、美好的事物既要追求，也不要太贪太执。更为重要的是要领悟我们追求的是好的存在状态本身，而不是作为物质的存在者。
七要有文化信仰。幸福美好的生活并非自在的生活，而是经由反思理性选择的生活。关于追求幸福美好的那些智慧总是不得不以文字、知识的方式进行传播。问题在于，这些知识并不会自动变成智慧、带来幸福，而是需要在行动中去自觉履践。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普遍地存在这样的问题：知识归知识，行动归行动，两者是脱节的，即言行不一致。言行怎样才能一致？直接地说要依靠意志力的贯彻，从根本上说要靠信仰的支撑。其实，如前反复述及的，当代中国人的不幸福感主要来自心灵的不宁静，精神上找不到可以安顿的家。换一种说法就是信仰的危机。就一个民族、国家来说，确实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其中“人民有信仰”是基础和前提；对一个个人而言，有信仰才能找到人生意义，而不止于人生意思——所谓意思是行动的目的指向自己及亲人朋友带来的获得感，意义则是行动的目的指向超越自己及亲人朋友之上更大集体时的力量源泉。哲学家蒂利希指出，面对非存在的威胁，需要生存的勇气，勇气有个性的勇气、参与的勇气之分，但归根结底来自超越的信仰。只有有了信仰，我们才不会“瞎”和“混”，清晰地看见前行的路，勇敢地扛住各种挫折和困难。
但是信仰有多种，有原始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文化信仰之分。随着现代化快速发展，原始信仰的地盘越来越小。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比较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世俗国度，宗教信仰虽然表面上有扩展趋势，但从根本上不太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信仰。相对于原始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是一种现代信仰，在中国单独的政治信仰存在两个缺口：一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了解、理解政治主张并信仰它，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如此，他们更多看的是政绩、效果；二是政治信仰可能是真实可信的，但形式上往往是不太可爱的，也就是解决不了王国维所说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这两个缺口恰恰需要文化信仰来弥补。有政治信仰者只有靠文化信仰滋养、支撑才能有本有源，而没有政治信仰者则可以依靠文化信仰而获得精神安顿。所谓文化信仰首先是对某种文化样式例如戏曲、书法、音乐感兴趣，觉得有意思，而后服膺其文所载之道，觉得其有意义，并以之作为自己的价值遵循、人生信条。人们可能很熟悉所谓“钱学森之问”即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我们以为在当今中国还有一问值得重视，即“文天祥之问”。文天祥是南宋抗元英雄，被俘后元朝的皇帝劝他投降，南宋被俘的皇帝、文天祥弟弟也劝他投降，但他不为所动，英勇就义。在其牺牲时，留下了如下文字，事实上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投降：“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其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文天祥之问。文天祥以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他并不是一个宗教徒，而只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信仰者，他的行动说明了文化信仰的力量。
陈独秀先生曾经形象地说，“五四运动”从西方请进了两位先生：“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Science）和民主（Democracy），十分切中肯綮。然而两位“先生”来到中国后，由于战乱、“文革”等因素，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于是邓小平在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在1992年又从西方引进了市场（Market）经济，按照其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马女士”。果然，“马女士”风情万种，其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获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赛先生”即科学技术取得了可与美国媲美的成就，“德先生”即民主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幸福更加渴望。为了实现这一点，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树立文化信仰。当我们从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阶段后，我们有了更为自觉的文化自信。我们要进一步坚定这种文化自信，构建一种新时代的文化信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不仅能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而且能把我们关于获得幸福美好生活的知识、方法、智慧真正转变为行动，在实践中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美好。
【注释】
[1]［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3]《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4页。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1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6]［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7～15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8]转引自叶秀山、王树人主编：《西方哲学史》（第7卷上），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8页。
[9]［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3页。
[10]［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