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矛盾冲突的重要特点
与以往的人民内部矛盾比较起来，新时代的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利益矛盾更加具体复杂。“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任何矛盾冲突最终都根源于利益冲突，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然而利益从来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同一主体的利益诉求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利益更加多样化。因此，主体的利益矛盾也变得更加具体复杂。例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基础上，逐渐注重自己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等各个具体层面的非物质利益。但具体到每个群体、个人，他们诉求的方面又是不同的，呈现日益毛细化、分隔化的特点。加之历史上利益矛盾的累积，使得各种具体利益相互交错、冲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华文化是一种情本体的文化，情感是错综复杂的具体利益矛盾中的重要因素，近些年因具体利益冲突而引起的情感对立冲突十分突出，基于情感对立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有的称为“发泄怨恨式的抗争”；有的称为“以社会情绪为动力的治安型突发事件”；有的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还有学者指出，情感对立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利益绝对受损群体所遭受的现实伤害未能及时得到解决，产生严重的不满和怨恨情绪”；二是“因缺乏社会关系在就业、求学、升职甚至于婚姻等方面遭遇人生挫折，产生严重的不满和焦虑情绪”；三是“普遍的相对剥夺感形成较严重的怨恨情绪”。[13]表面看，情感冲突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它是利益冲突导致的社会心理冲突，是利益冲突的升级。总之，无论是人民内部矛盾直接以利益冲突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情感对立形式表现出来，其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具体利益矛盾。其中，物质利益矛盾依然是各种新的具体利益矛盾的底色和根基。
二是价值观冲突尤其突出。人是有思想的存在物，尽管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物质存在决定的，但依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价值观是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冲突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越是具备丰裕物质条件，越是接受良好的教育，人们思想价值观念对行为的影响越大。进入新时代，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已不单纯是因具体利益而起，而是基于价值观不同而产生。随着现代科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发展和世界多样文化价值的相互激荡，不同区域、阶层、群体、个人的价值观日益分化。在知识大爆炸、信息大超载背景下，一个人掌握的知识、信息，进而所领悟到的道理日益成为人与人差异的重要原因，不同的人因为认识差异而垂直地散落在不同层次、境界乃至世界中，日益难以彼此理解、公度和达致共识。宏观地说，我国当前价值观客观上呈现出多元共存态势，既有以执政党思想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也有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既有以所谓自由、民主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也有以解构、非主流为代表的后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因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利益的深刻调整而深度碰撞。这样的价值观冲突不但体现在慎重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方面，也渗透到基于网络信息的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中，人们关于很多问题的矛盾、冲突事实上不再完全是利益、是非之争，而更多成为有态度的价值观攻防，甚至动辄上升为价值观的决斗。当然，所谓不同的美好生活观正是这种价值观冲突的重要方面。
三是与外部矛盾错综交织。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一定是相对外部矛盾而言的。长期以来，我们讲的外部矛盾是指敌我矛盾。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外部更多被理解为民族、国家的“他者”。当今时代，马克思所描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不再是历史的预期，而是已成经验事实。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地球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中国则因改革开放而融入全球化大潮，成为地球村中的一员，国际国内的物质、信息都是彼此联通、相互影响的。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在倡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亚投行的业务扩展等，客观上我们在世界各地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利益。换言之，新时代我们不但处于全球化的境遇中，更是主动地融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并在全球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没有改变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依然通过各种手段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甚至鼓励和资助分裂、颠覆活动。不少人民内部矛盾的背后，都能找到这种外部势力的影子，例如我国的港台问题、新疆西藏问题，以及不少非政府组织的基金资助等。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与外部矛盾深刻交织，很多外部矛盾会反映到人民内部矛盾中来，这是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新的重要特点。这为解决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带来了新挑战，即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不再纯粹是国内的事情，而是关涉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易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告诫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14]。进入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很易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一是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权利意识大幅度增强，不再“胆小怕事”；二是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出于维稳的需要，采取了一些不太恰当的手段，激起百姓愤怒；三是网络媒体特别是各种自媒体习惯性地为所谓“弱者”抱不平，对所谓强势者特别是政府及官员进行质疑，起到火上浇油作用；四是一些“高人”帮助乃至一些外部势力在其中煽风点火。在这种复杂的状况下，往往最终的结果是闹事的获得利益、“碰瓷”者成功，从而逐渐形成一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闹事”亚文化和“一闹就灵”的非制度化的矛盾解决机制。于是，一旦发生矛盾，许多人基于“经验”“暗示”，会倾向于以激进手段和集体行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具体事件公共化，故意把事情搞大，通过网络媒体吸引眼球。如“以命抗争”“挟尸闹丧”，甚至使用暴力手段，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群体性对抗中则体现为围堵、打砸，甚至冲击政府机关等。
五是充满复杂性的风险。当代科技的极速发展在为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便捷的同时也将人类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所谓风险是不确定的危险，风险社会意味着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在拥有以往时代无法比拟的丰富、密集的联系的同时也导入前所未有、知之甚少的风险参量。任何一个个体、群体的行为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一个极小的原因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可控的后果。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时代，任何事件往往以新闻的形式被人所知，而网络社会具有虚拟化、即时化特征，极易被部分人利用来进行炒作，从而形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和不良的社会影响。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各种关系的深刻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燃点不断增多，不可预知的风险空前增加。从复杂性风险角度看，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矛盾的衍生性，即“一个（类）矛盾的爆发或解决，会引起相同冲突主体的其他矛盾或不同冲突主体的类似矛盾连续暴露、叠加爆发”[15]；二是矛盾主体的自组织倾向，即相同或相似的冲突主体“抱团取暖”，形成一定的组织，甚至有些力量乐于帮助这种组织壮大，这就蕴含着更大的风险。因此，人民内部的任何一个小摩擦、小纠纷、小事件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难以预计和控制的后果。可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当然包括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方面。
总之，尽管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形式多样、特征复杂，但这些都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现实展开、多维表现。从主体的角度看，都是人民内部关于美好生活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