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现代性导致的生存焦虑
联合国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这一天其下属机构会发布一份年度《全球幸福报告》，对世界各主要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进行排行。2019年中国在155个国家中排行第93位，2018年、2017年分别是第86、79位。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曾对6027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的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16]这些排行、调查都未必准确，但确实与人们在生活中的感受是相互印证的。在生活中，人们普遍感觉到“压力山大”，“郁闷”“烦躁”“悲剧”“纠结”“累”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另一方面，当下中国似乎成为了我们能想象到的最能找乐子的时代和国度，不少人极度地追求生活的快乐、放松甚至是放纵。这两个看似相反的方面事实上是后者印证前者的。人们本能地以追求快乐、放松的方式来对冲生活中的焦虑。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在多大程度上极度地追求快乐、放松甚至放纵，就表明其在多大程度上本质上是不快乐的。在当今中国，人们普遍地经历着一种生存焦虑。所谓焦虑是一种充满担忧的期待，即人们面对将要发生的、与己密切相关的事情时产生的一种焦躁（fidgety）、不安（anxious/discomfort）、忧虑（worried）、抑郁（depress）等感受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状态。之所以说是生存焦虑，就是说他与人的关系并非或然性的关系，而是本体性的，人在这个时代生存必然焦虑，人焦虑故人存在。个体的差异只在于两点：一是自己是否认识到，二是不同人的焦虑程度有别。
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从来如此焦虑的，能称之为生存焦虑的焦虑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事情。直截了当地说，普遍的生存焦虑是高度现代性的后果。所谓高度现代性是相对于早期现代性而言的，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动力机制，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分离机制、抽离化（脱域）机制、反思性监控机制。所谓的时空分离机制，是指人们活动的时间、空间都逐渐虚化（empty），脱去了特定的场景，并以不受任何这类场景制约的方式获得重组。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是使时空分离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时空分离机制改变了人们生活时空的原初状态，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超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7]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包括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来实现的。脱域既意味着交往的丰富、扩展，也意味着人的受制约性和风险的扩展。制度反思性机制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人们的社会活动敏感地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着自我修正。制度反思性通过知识爆炸和信息不断地快速更新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这些机制总的结果是使得人们的活动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潜伏着一些危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现代化，其速度是世所罕见的，这种迅疾而起的高度现代性带来和激发的问题也是世所罕见的。其中，普遍的生存焦虑就是高度现代性带来和激发的重要后果，而这些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也就成为制约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时间危机、空间压缩、欲望膨胀、风险忧虑、判断与选择疲劳、自我认同危机、生存意义的迷失等方面去了解人们生存焦虑的表现或根源。
一是时间危机。所谓时间危机就是时间不够用，“忙”“赶”成了人们的日常状态。人们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一是生活密度加大、节奏加快。科技进步使得如今的人们在单位时间里能做出以往时代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当然也就需要不定地转换自己的生活场景，于是节奏也快起来，匆忙的脚步就是最感性的表现。二是时间被无限单元化甚至碎片化。现代性条分缕析的制度、精确统一的计时方式、循序变化的场景将人们的时间分割成零散的单元和碎片，整体的时间被碾碎为“一地鸡毛”。一件事情又往往不是能在一个单元中彻底解决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按下葫芦起了瓢”，“赶场”“救火”成为了生活、工作的常态。结果是忙忙碌碌却不能立刻确证自己的成功。三是未来对现在的殖民。现代性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气质特征。人们将对未来的预期与反思拓殖到当下，表面上是“透支未来”（如以按揭为典型代表的形形色色超前消费），实质上把本来可以自然延伸的时间反叠、挤压到现在，造成了现在时间的紧张。
二是空间压缩。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后果，全球化使每一个人逐渐地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个体自我的外在活动空间空前扩大，地球也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献给上帝的越多，留给自己的就越少。在貌似自由的扩展中，人们的自我空间事实上是在不断压缩——自我能真实呈现、自由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科学技术、制度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各种监控手段（泛滥的监控摄像头是有形的代表）无处不在。正如哲学家福柯所言，现代社会组织都有类于全景敞视的监狱，而调查、统计、监视、侦查、档案、考勤等制度和手段不仅无所不在地控制着人的外部行为，而且无微不至地控制着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我们的身体也成为了社会政治与技术工业的一部分（如发达的整容术、变性术）。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但至少在自己的私人世界——人生的后台——可以做回真实的自己。但在当今世界，人生的后台都被敞开了，成为舞台的一部分。尊重隐私是当代公民的重要素质，但同时一方面也就意味着在当代社会人们的隐私日益受到了威胁，成为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彼此尊重隐私也就意味着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使人产生深深的孤独。自我空间的坍塌必然使人产生憋屈、压抑、紧张的情绪。
三是欲望膨胀。欲望是我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压抑就会产生焦虑。欲望自身有需要（need）与想要（want）之分。需要具有客观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甚至能计算出来，比方说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想要就不同，它具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是增长没有极限，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永无止境，只能靠想象来填满。正如尼采曾经指出的，肉食猛兽在嘴里塞满食物的时候便不想再去掠获；但是人的欲望是用他的想象来喂养的，因此在他想象所及的普遍目标都达到之前，他是不会满足的。二是增长不可逆，任何细小的逆转都会造成极大的痛苦，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问题在于，当今人们大多数的需要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而欲望更多体现为想要。特别是由于受一种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如广告文化最典型）暗示，混淆了需要与想要，甚至是颠倒了两者。比方说，苹果手机一度被称为“肾机”，那就是因为有青年将自己必需的肾脏卖掉以换取苹果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今时代就是一个欲望被充分调动，人们的欲望膨胀的时代。但与此同时，人们膨胀的欲望未必人人、时时都有条件来满足，这种落差就会造成极大的焦虑。
四是判断与选择的疲劳。一般而言，成熟个体的行为都是基于判断（包括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且人们都一直认为，判断的自愿性和选择的多样可能性是个体自由的重要标志。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发展无疑为个体自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们在日益宽容的环境中进行日益基于自我知识的判断，我们也在日益全球化、多样性的多彩世界中进行日益基于自我偏好的选择。但是无处不需要自己进行多样性的判断、选择也使人产生疲劳。这种疲劳不仅是由物质方面的判断、选择带来的，例如挑选各种商品，更是由信息、知识、思想方面判断、选择带来的。在知识大爆炸、信息大超载的时代，各种信息、知识、思想蜂拥而至，不仅量多且瞬息万变，而且往往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我们越来越感到，获得信息、知识、思想不是问题，而选择什么样的信息、知识、思想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然而外在的信息超载与个体有限理性之间形成鲜明的信息不对称关系。身处信息社会的人略加反思都能深味哈耶克所谓的不可避免的无知（unavoidable ignorance）状态。面对无限复杂的世界，我们身心疲惫，常有无能为力之感。人们追求思维经济的原则总是希冀“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在判断和选择疲劳后对判断与选择权利的逃避——本质上是逃避自由。但是这并不能减轻人的焦虑，事实往往相反。因为无论是听任事情发展，还是借助专家系统来处理事情，都无法从根本上减少我们的焦虑，因为这无异于充满风险的赌博。
五是风险忧虑。高度现代性使人们之间形成了高度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即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8]二是非线性。即任何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确定的，有可能导致一种“蝴蝶效应”。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丰富的联系与交往，个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都与整个世界（自然、社会、人的统一）的存在状态紧密相连。但同时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9]乌尔里希·贝克形象地说，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或“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未来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人们对自己、集体行动后果的不确定性产生强烈的担忧，这就是为风险忧虑。如果说以往人们做事情考虑十、百、千都不够，一定要有万全之策的话，风险时代则“一万”也不够，一定要考虑“万一”。对于每个个人而言，对自己的事业、情感、生命面临风险的忧虑尤为深切，这是生存焦虑的重要根源。
六是意义迷失。很多人不仅认为自己在忙，也以口头禅的方式承认自己在“瞎忙”“瞎混”，“瞎”“混”的共同特点是丧失方向感，这其实道出的是人生存意义的迷失。如果说人生是一个量，那一定是“矢量”“向量”，有方向的量。人生向量“模”的大小是由知识技能决定的，而方向是由人生意义决定的。所谓人生意义就是活着的理由，所谓人生意义的迷失就是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搞不清方向，找不着北。当一个人有着清晰的人生意义追求时，生活中的些许挫折，包括一定的生存焦虑都是可以积极承受的。相反，当人生意义迷失时，时间危机、空间压缩、欲望膨胀、选择判断的疲劳、风险忧虑等就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人生意义对人生的支撑作用表明，意义迷失是生存焦虑最为根本的因素，其实也是制约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