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医药交流

中日之间一衣带水，自古便来往不断。两国的交往很早便涉及到了医药领域的交流。在日本自古便流传着徐福东渡日本带去医药的传说。徐福相传是秦时方士，公元前219年，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求仙，但徐福入海一去不归。其下落有各种说法，其中盛行的一种便是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技艺百工等到了日本。由于徐福通医术，被日本人尊为“司药神”。至今在日本多地均有与徐福相关的遗迹。如日本佐贺郡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日本熊野蓬莱山旁有徐福祠等。尽管如此，但关于徐福东渡日本之事仍然存在诸多商议，尚需要更为确凿、直接的证据来加以论证。

562年，吴人知聪携医书《明堂图》共164卷到日本，这堪称中日早期医学交流的一件大事，对该国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日本的医学迅速发展，出现了《大同类聚方》《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医著以及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知名的汉方医家。

隋唐时期是古代中日交流的鼎盛阶段，日本多次派遣唐使赴唐学习，其中也包括了医师与药师。如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赴唐，其中包括了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623年回国并携带了《诸病源候论》等医药书籍。754年，通晓医药的唐代高僧鉴真历经磨难，终于成功东渡日本。他在日本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医药、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于汉方医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此时期，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如808年天皇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了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而成。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 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流传之盛。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廷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保存，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701年，日本文武天皇颁布了“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至于学习年限也均仿唐制，如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为5年，五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等。

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宋元时期，中日医药的官方层面的交流整体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时有交流，但多限于两浙等地，亦以药物贸易为主。由于宋代医书刊行较多，传到日本的为数不少。据记载，淳祐元年（1241），日僧圆尔辩圆从宋带回典籍数千卷，其中包括了医学典籍30余部。此时期，日本医学史上重要的著作《医心方》撰成，作者丹波康赖（911—995）据传先祖为汉灵帝五世孙阿留王。《医心方》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7 000余条，其中所引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删繁方》《崔泉饧食经》《产经》《如意方》等保存了很多散佚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明至清代中叶，中日医学交流又开始趋于频繁，一个重要体现是医人往来不断。如1370年，有竹田昌庆（1340—1420）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在华期间，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竹田回日本时，携带了大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对日本针灸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又如田代三喜（1465—1537）23岁入明，钻研李杲、朱丹溪学说，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医案口诀》等多种医书。再如古林见宜，其祖佑村好医，游学于明，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立磋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其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被称为“日华子”的吉田宗桂（1500—1570），1539年、1547年两次来华，曾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1606年，学者林道春从长崎得到《本草纲目》，遂献给幕府，是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17世纪，朱《救荒本草》传入日本。在这一阶段，日本汉方医学内部学派兴起，明代中晚期曾盛行“道三流”后世派医学，后有飨庭庵、林市之进等以宗刘完素、张子和之说为主，形成了“后世别派”。又有香月半山（1656—1740）本宋儒性理及金元诸家，倡“一气流行说”。更有名古屋玄医（1627—1733）崛起，与后世派相撷抗，为“古方派”先驱等。此时期中国医生前往日本行医教学者为数不少，如1627年后任唐通事的马荣宇入日籍，其子寿安（号有松）在大阪开业行医，遗有《北山医案》《北山医话》等著作十余种。又如龚廷贤弟子戴笠，精于痘科，1653年因战乱避难到日，传给池田正直《痘疹治术传》《妇人治痘传》《痘疹百死传》等医书12种以及生理、病理图等。日本翻刻中国医书亦甚多，如《本草纲目》《诸病源候论》《外科正宗》等，对于医学广泛交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