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出国考察

除了留学之外，近代中外医学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是出国考察。

民国时期，上海有一批颇具威望的医学专家陆续赴国外进行医学考察与交流。如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1899—1957）于1934年秋赴日本考察该国对针灸的研究情况和教育制度，发现了散失多年的《铜人经穴图考》和元代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同时承淡安也被视为参与近现代国际针灸学术交流的第一位中国学者。承淡安回国后，坚持行医的同时，创办了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其分校遍及南方各省、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著名中医学家宋大仁也曾于1933年东渡日本求学消化专科，回沪后成立了当时全国九大医药学术团体之一的“中西医药研究社”，并主编《中西医药期刊》。再如吴旭丹（1892—1988），江苏吴县人，1912年就读于上海哈佛医学校，后受聘于波士顿肺病医院、马萨诸塞公立医院及长老会医院服务，并曾前往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任研究员，从事内科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除了这些医学专家之外，上海还有不少卫生行政官员曾出国考察，借鉴国外先进的医学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如1931～1933年，王士伟（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赴欧美、日本、印度等地考察工业卫生。1932年，上海市卫生试验所所长程树臻访问欧洲、南亚，考察生物制品制造及鉴定方法。1935年11月，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李延安出访欧洲11国，行程密集，收获颇丰。同年，庞京周（1897—1966，曾任上海同德医学院院长、上海医师公会副主席）受教育部派遣去日本及欧美的10多个国家考察医学教育事业；丁惠康（1904—1979，医学家、文物收藏家）受内政部卫生署派遣赴欧洲各国考察防痨及公共卫生。1947年，孙克基（1892—1968，曾任上海市卫生局妇产科总顾问及上海市医院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凌筱瑛（1900—1983，曾受命筹办上海市立妇婴保健院及上海市助产学校，任院长及校长）作为妇产科界的杰出代表，分别赴美国、瑞典、丹麦、法国考察妇幼卫生，带回了多项先进医疗护理技术在上海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