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药材对外贸易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以药材贸易引人注目。原因在于上海的地域优势，位于中国东部漫长海岸线的中点，是长江航道门户，直通中国腹地，境内水网密布，黄浦江水深江阔，襟江带海，交通尤其水上运输特别便利。门户开放之后，外国海运业纷纷登场，将中国的货物从这里发出运销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货物运到这里集散。
以中日贸易为例，根据1918年商务印书馆编撰的《上海商业名录》记载，当时已经有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东洋汽船会社、日清轮船公司等多家日本大型海运公司在上海设立了营运点。近代上海航运业的兴旺为本地中药材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随着中药材国际贸易的兴起，上海的中药材的鉴定和中药材加工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具有了一些地域上的优势。根据前述的《名录》记载，1918年，在上海加工中药材的药房、制药公司就有120余家，其中专营中药材的有42家，专营参茸的有20家。店家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精心筛选和改进古代的处方，努力开发药材资源，大胆引进新的制药技术，使得上海的中药材获得国际认可。特别是中医界专业人士介入中药国际贸易，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药材贸易的枢纽。以光华医药社槟城分社社长李昌安为例，他在马来西亚槟城开办了万宝参茸公司，经营国药。其进货渠道是通过上海光华医药社的关系，并与北京分社社长王辑光过从甚密，甚至从俄罗斯海参崴地区采购一些地道药材。
近代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家可以分为“洋行”和“洋庄”，“洋行”是外国人出资经营的商家，而“洋庄”则是由中国商人投资设立的商家。而“洋庄”又有“本庄”和“办庄”之分。一般来说，在国内设立的总部为“本庄”，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就叫“办庄”。
由于中药材品种复杂，讲究“道地药材”，外商缺乏这类知识，因而无法插足中药贸易。所以除大黄、麝香等商品的出口被洋行把持外，其他的一般药材主要贸易都由华商的“洋庄”包揽。根据另外一种观点[5]，在中药材行业中，“洋行”也并非外国人经营的，有些浙江和福建籍的药材商人在法国租界及其上海南市咸瓜街一带开设的商号也常常以“洋行”自居。因此，在讨论中药材的对外贸易时，我们不区分“洋行”和“洋庄”，按照贸易方向，统一分为南洋庄、东洋庄和西洋庄。
南洋庄—中药东南亚贸易的主要途径
南洋庄是上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商号，是最早出现的出口贸易商号，其包括了以进口为主的九八行（在侨商和国内商人间收取2%佣金的中介）和以出口为主的南洋办庄。
一战前，由于直接班轮很少，上海对南洋（即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或经华南的汕头、厦门各口岸转运。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与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直航班轮增多，对南洋贸易亦随之增加，中药材也成为南洋庄重要的贸易业务。产自南洋和其他地区的（如非洲和大洋洲）的犀牛角、牛黄、槟榔、豆蔻、乳香等百余种所谓南药经华南各口岸运来上海；南洋地区所需要的中国药材如生地、白术、菊花、当归等，则从上海口岸运输到南洋。当时的上海从事药材进出口贸易的商户主要有：广帮刘财兴、公和号、琪记、合记、耀记、永兴泰、陈信义等；潮帮大同昌、林宜记、许诚昌、信泰、洪泰兴、达记、兰赞记等；本帮有森大、北洋参茸公司、元生永、德昌丰、乾泰等。据报道[6]，1937年抗战前夕，沪上经营药材的南洋庄有19户，例如，创办于1927年的本帮北洋参茸公司，由黄祝尧主持日常业务，经营人参、鹿茸、银耳等药材的出口，主要销往新加坡、荷属印尼等地区，在美国、加拿大地区也有少量的贸易。同时还进口一些西洋参和燕窝。北洋参茸公司在国内南京、西安、昆明等地均设有分号，兼营国内批发贸易。
除了中药材出口贸易外，上海地区还有一些中成药的出口，例如，童涵春的人参再造丸、姜衍泽麝香膏、宋公祠参贝陈皮等，经上海会丰商店在海外经销推广而闻名于南洋各国。
据相关资料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口岸中药材和成药对南洋和港澳等地区出口情况如下表2[7]。
1936年全国对南洋和香港地区中药材和成药出口情况见下表3[8]。
表3 1936年全国对南洋和香港地区中药材和成药出口情况 单位：千法币
资料来源：根据1936年海关关册统计数编算。
上海中成药南洋贸易—以上海会丰商店为例
由香港绅士何华生开办的会丰商店，其总店设于新加坡，在荷属印尼、马来亚、暹罗和香港等地均有联号，在中国内地的汕头、厦门、桂林等地也有分店，商店在国内外分支机构共计达30多个。
1920年开设的上海会丰商店，主要以出口中成药为主，与上海华商的各大药房和药厂多有业务往来（表4）。
中法药房的艾罗补脑汁、杏仁露，中西药房的痰敌、胃钥，五洲药房的人造自来血、月月红，施德之药房的痧药水，九福药厂的百灵机等，都曾委托会丰商店经销到南洋各地。这些药店制作的中成药制剂依托会丰在海外的成熟销售网络外销，在南洋为当地华人熟知，并成为热门货。
表4 会丰与相关药厂业务往来金额[9]
西洋庄—中药材欧洲贸易的主要途径
西洋庄是上海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一些商号。近代上海对西方的商品贸易主要由外商洋行所控制，华商西洋庄只能在洋行经营的夹缝中活动，发展十分缓慢。
西洋庄所经营的药物贸易主要是西药，随后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西药药房。1850年英国药剂师洛克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西药房“shanghai Dispensary”（上海药房）。之后又出现了“老德记”（英国）、“屈臣氏”（英国）、“科发药房”（德国）、“良济药房”（法国）等外国人开办的西药房。紧随其后，看到了西药贸易在上海的商机，中国商人也开始开设西药房经营西药批发和零售业务，华商西洋行和西药店逐年增多。例如，黄楚九于1890年创办的“中法大药房”，庄凌晨于1889年创办的“华英药房”，夏粹芳等人于1907年开办的五洲大药房，黄云华和陈梦飞于1907年创办的华美大药房，史致富于1933年创办的“万国大药房”。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门经营医疗器械和齿科材料的商行，当时在上海就有15家医疗器材（械）和齿科材料商店。如成立于1929年的美利商行，主要经营医疗卫生设备。
和南洋庄和东洋庄相比，中药材出口贸易在西洋庄的贸易业务中占比较小，主要由从事中国土特产品出口贸易的商户所经营。
东洋庄—中药材东亚地区贸易的主要途径
东洋庄主要指主营上海与日本，包括当时日本殖民地朝鲜和台湾贸易的一些商号，其中如裕孚洋行、晋和洋行、德大洋行、捷裕洋行等五、六家在当时上海滩比较有实力的东洋庄商行。
裕孚洋行是资本比较雄厚的综合货物出口商行，其药材进出口业务主要由裕孚系中的裕孚药行和寿康药行经营，这些商行在台北、台南、基隆、香港等地均设有分行，例如，裕余商行、裕泰商行、裕丰商行和裕有商行等。
成立于20世纪世纪初的晋和洋行，位于上海南市洋行街的中街。洋行成立之后，以台北蔡水发经营的金联发商行为主要营销渠道，向当地东昌药行、德泰药行、悦隆商行、源泰商行、时春药行、壮义芳商行等出口中药。1922年其收购了即将倒闭的金联发商行的部分股权，并将金联发商行作为裕孚洋行在台湾地区的分店。
东洋庄中经营药材的商行关系比较松散，因此较难统计出当时从事药材贸易的商行确切数目。但可以从翁其银《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一书中所记载日本长崎泰益号业务往来信息资料中来了解上海东洋庄经营药材贸易情况的一些大概。
长崎华商泰益号是一家从事转口贸易的商号，店主陈世望开设了从上海到日本长崎的转口贸易，当时的一些中国商品通过这个贸易渠道进入日本市场。据翁其银统计，当时上海约有30家药材商号参与了长崎华商泰益号的转口贸易业务。他还罗列了一些当时上海东洋庄中药材出口商寄给长崎泰益号的商务信件资料，共计20余家，详见下表5。
表5 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的部分出口商（据上海中药材东洋庄20余家出口商寄给长崎泰益号的商务信件资料制成）
（续表）
可以看到，东洋庄所经营的中药材品种较之南洋庄和西洋庄更为全面，据翁其银在《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统计，约有200种之多，如：独活、羌活、细辛、菊花、附子、肉桂、吴茱萸、贝母、杏仁、半夏、茯苓、苍术、秦艽、朱砂、天麻、蜈蚣、全蝎、郁李仁、当归、大枣、川芎、地黄、阿胶、人参、党参、黄芪、莲子、沙参、麦冬、枸杞、鹿茸、羚羊角、杜仲等。
近代日本亦有一些药行和药商从事中国药材和日本汉药的进出口贸易，例如日本的东亚公司、第一工业制药株式会社，其中东亚公司的仁丹、中将汤、胃活等，民国时期已经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开拓了自己的产品市场，并且和中国生产的类似中药产品形成竞争关系，当时的上海各大报刊以及闹市地段，经常可以看见东洋汉药和国内中成药品的广告对战（图18～图20）。
当时日本向中国倾销的汉药，其实很多都来源于我国古方，如：“翘胡子仁丹”的处方是源于我国古代中医药方剂“诸葛行军散”，而且原料也都来源于我国，经过日方的现代化生产之后，返销到我国国内，为日方创造了大量的利润。据海关华洋贸易总册记载，1915年，仅仁丹、清快丸两个品种，在上海口岸输入就达49 858关平两，1918年更增至122 624关平两，按照当时的关平两换算成银元，每年进口就约20万银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走私进口在内。
图18 日药仁丹广告
（《新闻报》1937年6月21日第10版）
图19 中将汤广告
（《新闻报》1914年3月7日第7版）
图20 胃活广告
（《时报》，1913年8月24日第4版）
“孤岛”时期的出口贸易
即使在“孤岛”时期，上海的中药材出口业依然较为发达。其贸易量在1938年短时期下降之后，1939年即开始逐年上升，1941年追上战前水平。这类商品的出口仍然为华商所独占。由于药材贸易的不减，有些原来只经营内贸的中药行号也开始开展外贸药材生意。如胡启记、怡成等，一时对香港出口药材的商号达到30余家。不仅外贸，药材的内贸也在此时发展迅速，从当时上海药材业同业公会的会员数就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在抗战前期会员为100多家，到孤岛时期逐步增加到500多家。华商药材行业甚至将“孤岛”时期称为“黄金时期”。
（康欣欣）
【注释】
[1]白驹.六神丸无货应市［N］.海报，1945—7—6：3.
[2]朱寿朋.救血六神丹之原方［J］.家庭医药（上海1933），1935，2（22）：10—11.
[3]编者.实验灵药报告录：（3）救血六神丹：印度医家采用［J］.医界春秋，1935，102：29.
[4]朱亦飞.名医治验录：救血六神丹治愈三年血症［J］.医界春秋，1935，104：37.
[5]翁其银.上海中药材东洋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48.
[6]薛理勇.上海掌故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676.
[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 上 SHANGHAI［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449.
[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450.
[9]原会丰商店成员何镜光访问录，19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