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改良与中医科学化

对于如何实现中医学与西医学的融合，中西汇通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医改良”与“中医科学化”的讨论。

中医改良，指的是对于中医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恽铁樵。他说“中医不改良，亦终无自存之希望”。改良的途径是吸收西医的长处，“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他也尝试用科学的方法，对《内经》理论进行合乎实际的解释。他在1922年编撰的《群经见智录》^[2]中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他认为古人重视四时的变化运动，阴阳五行等概念均是由四时变化而引发的。中医改良强调引入西医的长处，但是反对放弃中医有益的部分。如恽铁樵所说“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

中医科学化，是以现代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对中医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进行修正。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股“中国科学化运动”的浪潮，其口号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国固有的文物，以科学的知识充实我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创造我国未来的生命。”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部分中医界人士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其代表人物是陆渊雷。

陆渊雷认为“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生理补正·绪言》）他坚信中医学是有实际疗效的，而有实际疗效的东西必然有其合理之处。科学是合理的，那么中医的理论必然能够与科学挂钩。谈及如何挂钩，他说“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改造中医之商榷》），通过现代科学的方法去验证中医有实效的地方，则能够让中医更具说服力，消除民众的疑惑。更进一步，他列举了一些中医难以被人所理解的地方。“《素》《灵》《八十一难》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

由此可知，中医改良和中医科学化，在中医未来的走向上是持一致观点的，即中医需要变革，而且需要借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提升中医的传统理论。但在对中医理论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中医改良认为中医的精髓依然还在，必须要予以保留；而中医科学化则对中医最基础的理论观点，如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等理论提出质疑，甚至陷入全盘否定中医的境地。对于中西汇通的这种分歧甚至导致了中医界内部的剧烈冲撞，如1910年《医学报》的分裂以及1928年中国医学院的分裂。持不同观点的中医界人士在报纸上撰文相互攻讦，甚至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

中西汇通不只是在中国引发反响，在经受明治维新消灭汉方医运动的日本也有过类似的思考。在发现西医学的种种不足之后，日本重新反思汉方医学的存在，提出了复兴汉医的构想。他们是以“汉方医学”为旗帜，以“东西医学融合”为基础，向创立“第三医学”的最高目标迈进^[3]。汤本求真认为：

“东西两大文明不同之点，早为识者所公认，即东洋文明优于形而上，西洋文明优于形而下，医学何莫不然？东洋医学为综合的归纳的，而内科擅长，西洋的医学为分析的演绎的，而外科为优，故如能融合此两长于一炉，乃世界无比之一新医学，吾人深望其出现，为理想的夙愿。然此大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若非先将凋零沉衰之东洋的医学，使其复兴发展为第一步，则未见其可也。”^[4]

这就是日本版的中西汇通。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的中西汇通更为务实，从汉方的现代化开始，走出自己的融汇之路。

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中西汇通学派虽然方向是正确的，成就却不明显。要么流于思想的探讨，要么将中医学的理论牵强附会于现代医学理论中，成为激进派的把柄。随着时代的进步，中西医汇通思想逐渐淡出，但是这一思想留下的探索实践成为之后中西医结合理论的基础。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替代了中西医汇通的概念。就一般人而言，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汇通没有差别，但实际上，中西医结合是中西汇通的补充和延伸。从这个意义来讲，中西汇通并没有消亡，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