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医药交流

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医药交流主要从唐代开始，随着双方文化商贸交流而趋于频繁。

唐代将阿拉伯帝国称为大食，中国与大食的交往频繁，在公元615～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37次之多，其携带的方物中便包括了诸多药物。如730年，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角，《宋史·大食传》记载：“唐朝永徽以后屡次入朝而献方物。”后来《本草纲目》中所记来自大食的药物包括马脑、无名异、阿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等。唐五代诗人兼药学家李珣传为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其家以贩卖香药为业，有丰富的海药知识。他撰有《海药本草》，是一部总结和记述波斯等海外传入中国药物的著作。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不但品种繁多，而且进口的数量也相当巨大，如“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史·食货志下》）。这些进口香药价格大多昂贵，“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五六十千，系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宋代赵汝适笔记《诸蕃志》中记载了不少大食所产药物：“大食……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碣、阿魏、腽肭脐……栀子花、蔷薇水。”

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代时曾输入我国，除《宋史·外国列传》外，这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有明确记载。此类制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阿维森纳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它不仅可以药物防腐，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我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我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宋时也在我国有所流传，如《太平圣惠方》的眼科方中便载有“大良历胡商灌顶油法”。从阿拉伯等地输入的外来药物中，香药占有了很大的比重。香药的输入增加了我国对阿拉伯医药的了解，促进了临证香药的应用，甚至形成了偏好这类药物的风习，对当时的临床处方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蒙古西征所带动的文化交流互动，中阿医药交流在元代及以后随之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大量回回药物及药方的输入，促进了当时对回回药物的认识和研究，丰富了中国的本草内容。如《饮膳正要》中提及“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其中收载了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药物。在《回回药方》中，还收录了众多方剂，反映了当时与阿拉伯医药融合与交流的盛况。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也有不少药物向阿拉伯国家输出，如肉桂、芦荟、樟脑、生姜等。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这些药材除被转运至欧洲等地外，也有一部分输出至阿拉伯地区。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了阿拉伯地区，阿维森纳著作《医典》中就有受中医学影响的迹象，如《医典》记述的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医典》中还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在回回医药传入的同时，中国传统医药也在西亚、南亚一带得到了传播。如伊利汗国十分注意吸取中国科学、医学、艺术和史学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充当了重要的媒介。该国医生拉施德约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编译了波斯文的《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其中包括了《王叔和脉诀》的全译本，还介绍了经络、针灸、本草、疾病防治与养生等内容。著名的阿拉伯药学家拜塔尔（1197—1248）所著的《药用植物大全》中首次收载了大黄、姜等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