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书籍传入
我国近代西医学书刊的出版，是中西医学文化交流的产物，反映了近代西医学在我国发展的轨迹。我国出版的近代西医学书籍，最初以来华外国传教医师的译述为主。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我国赴日留学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近代西医药学书籍的翻译和编著。讨论中国近代的医学书籍传入，可以从编撰者和出版机构两个方面着手。
（1）从西医书籍编撰者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早期进入中国来华时间较长，比较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传教士进行翻译，此种翻译方式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西医的精髓；第二种是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翻译，此种类型博采众长，既较为精确地反映西医的优势，又方便中国从医人员理解；第三种是由中国人通过日文转译西方医学书籍，由于日文的描述更加贴近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所以翻译内容的可读性也更强。
第一种类型最初是由熟悉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开始的，到了近代，则有更多相关专业的学者加入。他们非常重视西医知识的中国化，开始使用中医术语加以阐述，便于中国人理解。有时还通过对中西医治疗方法进行异同比较，相互阐发，使之更为具体形象。以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为例，在编译西医书籍过程中，合信耐心细致地对身体、病症、方剂、药名等名目进行口述，与此同时由一名中国人用笔记录。合信说：“余著书之意，欲使泰西医学流传中土，故于字句同异、药剂轻重斟酌详审，不肯苟且误人。”[1]在他看来中医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中医典籍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大多无从考证，反观西方医学他有十足的信心，因为欧洲地区留存的医药典籍所描述的内容大多有据可循。合信在中国助手的协作下，1857年在上海出版《西医略论》，该书是第一部介绍到中国的西医外科临床经验著作；系统论述病证及方剂药品的《内科新说》和附图讲解的《妇婴新说》于1858年在上海出版。其后继者，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一生共编译各种西医著作34种，几乎涵盖西医的各个方面，涉猎之广前所未有。这些书籍成为中国西医教育体系的奠基之石。
第二种类型的撰著者以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939—1928，圣公会教徒，翻译家）和赵元益（1840—1902，江苏人，著名藏书家、翻译家）为代表。1861年，傅兰雅来华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由于其对中西医学的比较颇有兴趣，他于1865年调至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这一工作调动为其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书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876年，日渐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与赵元益合作翻译了一部卫生普及性读物《儒门医学》。此后出版的《西药大成》为中国人辨识西药，掌握适应证和注意事项提供了巨大的帮助。1904年，傅兰雅为了与时俱进，紧追时代前沿，在前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增补，完善西方药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著成《西药大成补编》。为了方便查阅《西药大成》，傅兰雅还专门编译了《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这是我国早期的一本医药专业双语工具书。另外，美国史氏曾著书《病理学》，并由上海博医会翻译，于1913年刊登于《中华医报》[2]。此书提到病理学可分为病因、病体、病功三个层次，按照病理学内容，可分为一般病理学和特别病理学。这些分类法成为后世病理学的学科分类基础。
第三种类型从日文转译西方医学书籍的编撰者，当首推近代藏书家、书目专家丁福保，因为有日本留学经历，精通日语。他看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吸收了西方科学以后的生产力高速发展，所以结合自己的医学背景致力于日文转译西医书籍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较为高效的翻译方式。1910年，他以一腔热情慷慨出资，自设“上海医书局”，印刷出版他所编的书籍。1914年他将从日文译编成的医书共68种和他自著的医书10多种合编成《丁氏医学丛书》。这套丛书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其毕生所学，为中国人了解西方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捷径。这对改变旧有的医疗卫生知识体系，破除墨守成规的思想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丁福保编译的《丁氏医学丛书》，还包含了产科专著《竹氏产婆学》《妊娠生理篇》《分娩产褥生理篇合编》《产科学初步》等。其中光绪三十年（1908）翻译出版的竹中成宪撰《竹氏产婆学》，是中国近代首部汉译日文产科学著作，包括解剖、生理、诊断、疾病、药物、手术、营养等内容，在传播西医产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从西医书籍的出版商来看，近代医药书籍的翻译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地区。当时上海的出版业已经非常繁荣，据不完全统计[3]，民国期间上海有约500家左右各类出版机构，另外，根据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相关史料，在鼎盛时期，上海的出版行业从业人员已逾万人[4]。上海近代的图书出版机构主要聚集在棋盘街一带，即现在福州路的江西中路至河南中路的一段。早期，由外国人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出版社，将西方《圣经》及一些科学文化书籍翻译成中文，如：墨海书馆、林华书院、格致书室等。其后，由国人主办的出版机构大量涌现，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这些出版商在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对于外国医学书籍的传入、中医书籍的刊印和输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型出版商中，医学书籍的出版以商务印书馆最多。1902年张元济在该馆创建编译所，开始编纂学校用书和翻译出版外国著作。其出版谢洪赍编译的《生理学》，销行很广。该馆出版的《医学小丛书》，全部依据西医书籍翻译编辑，是我国翻译和编著出版西医书籍以来比较最完整的计划之一。中华书局自开业以来至1949年出版的西医书籍约有104种。大多数属一般性医药卫生知识读物，编入各类丛书和文库者即达52种之多，但具有专业性学术较高的书籍不多。除了综合性大型出版商外，中医书籍的刊印主要集中在扫叶山房、校经山房、千顷堂、中医书局等几家古籍出版商。
此外，由政府行政部门主持编辑出版的有：1930年5月颁布的《中华药典》。1930年教育部编审处译名委员会编订成《药学名辞》，并于1932年公布，书内载生药名词、化学药品及制剂名词共约1 400个。1935年卫生部成立编审委员会，从事编审医学图书工作，出版有：《理学实习指导》《组织学实习大纲》《内科诊疗须知》《公共卫生学》等书。
在近代开办的中医药院校，如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国医学院等，都注重现代医学知识的教学。他们各自编写了大量的现代医学的教材，如：生理、生化、解剖、内科学、外科学等方面的教材，这类书籍的引入，改变了近代中医学者的知识结构，与传统中医药思想互补。民众也通过阅读书籍了解西方医学的最新发展情况，丰富自己的医疗选择，为中外医学的交流做好了知识准备。
随着西方现代医学书籍的翻译和刊印，现代医学知识大量传入国内，从专业知识到科普知识，社会的健康卫生观念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而催生了中西汇通等医学派系的诞生，也导致了后续的一些医学运动的产生。因此，医学书籍的刊印，成为知识迭代更新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