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的医药交流

中国与欧洲国家早期的医药交流记载较少，且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到了16世纪后期，随着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一些医学知识带到了东方。中欧之间的医学交流从而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因此，这些西方传教士可以被视为是早期中西医学交流的桥梁。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知名度颇高，他对中华文明有一定的了解，与不少当时的学者均有交往。利玛窦翻译了不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著作，其中涉及一些西洋医学知识。如《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在论脑时指出“记含之所在脑囊”，认为脑主记忆。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空际格致》中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为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其中涉及了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并介绍了西洋炼制药露的方法。此外，传教士邓玉函、艾儒略、卫匡国、汤若望等的著作中也多有涉及医药内容者。但整体而论，此时期传教士大多非专职医务人员，故此所涉及的医学内容较为零散。相对而言，医学内容较为集中的是具有医学背景的邓玉函所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以及他与龙华民、罗雅各合作的《人身图说》。

传教士所介绍的这些医学知识，尽管流传不广，但对于当时医界亦有所启发。如王宏翰所著的《医学原始》主要采纳了《性学觕述》的“辨觉性灵性”篇和四体液学说、《空际格致》的“四元行说”，以及《泰西水法》和《主制群征》中的相关内容。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药露制法”取之于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并运用中医理论加以阐述。此外，由于康熙曾有被传教士治愈疾病的经历，故此对于西医学内容颇感兴趣。1690年，康熙命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宫讲解人体解剖学，并将讲义及插图用满文整理缮写，并装订成册，内容有解剖、血液循环、化学、毒物学和药物学等，康熙将该书定名为《钦定格体全录》。

清代施行禁教之后，中欧之间的医药交流只在广州等少数地方有所延续。在广东从事医药活动的西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的随船医生和传教士，其中以东印度医生皮尔逊较具代表性，他从1805年起，便长期为当地的小孩种牛痘，后来雇佣了许多中国助手，并在广州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了诊所。皮尔逊还编写了介绍种痘术的小册子，名为《新订种痘奇法详悉》。皮尔逊的中国助手邱熺著有《引痘略》，初刊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书中以介绍牛痘接种法、留浆养苗、取浆、度苗、真假痘辨、种痘的工具等为主，是我国传播牛痘法最主要的方书，流传颇广。此外，马礼逊、伯驾等传教士也曾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设诊所。

传教士在将西方医药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医药知识向欧洲进行了介绍，如担任过波兰御医的卜弥格用拉丁文撰写了《中国植物志》，该书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该书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此外，他还著有《医论》，其中含有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和望诊的内容。近代最早发明和研究用表来计数脉搏作为诊断方法的英国名医弗洛伊尔受到卜弥格译述的中医脉学知识的启示，致力于脉搏研究，并将他译述中医学的拉丁文稿译成英文，连同他自己所著的《医生诊脉表》书于1707年在伦敦出版。在巴黎书院任教的杜赫德根据传教士寄回欧洲的材料编写了《中国及鞑靼中国的地理、历史、王朝、政治情况全志》（简称《中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三卷包括《脉诀》《本草纲目》《本草》（第一卷）、《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医药汇录》等诸书的节译，卷首为中医诊脉图，同册还撰有《中国医术》一文，书中介绍了阿胶、五倍子等药物的用途，记述了人参、茶、海马、麝香、冬虫夏草以及云贵川的山芪、大黄、当归、白腊虫、乌桕树等；第二卷也介绍了若干中药。该书后来被译成英文和德文，在西欧颇有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的140年中，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医药的书籍（不包括文章）共约6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