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交流为主，医理交流为辅

从古代中外医药交流的历史来看，医药之间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往往是药物交流为主，而医理交流为辅助。特别是在外来医药进入中国时，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中医与阿拉伯医药的交流，尽管双方交往频繁，但这种交往在双方的医学理论体系上均未产生大的影响，虽然中医药被采纳进回回医药体系构成之中，但不能改变其来自阿拉伯医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同样，中医学采用阿拉伯的香药治疗诸法，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治疗方药，但对于理论体系则根本毫无触动。

这种情形的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医学理论层次的交流涉及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的内容，如果缺乏对于文化的深入理解，要想进行深层次的医学理论交流无疑具有很高难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医学本身极为“早熟”，很早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和实践，不易被外来医学所改变。再次，中医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善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由阿拉伯传入的“丸衣术”，中医不仅学习了此项技术，还根据传统中医对药物功用的理解，发明了青黛、朱砂、蛤粉丸衣。这种特性使得中医学在遭遇新事物、新现象时通过完善自身理论去解释新事物、新现象的行为举动和思维方法使中医基本的理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存。因此，尽管医药交流从来都是双向进行的，但是中医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并未因为外来医药的“侵入”而感受到真正的威胁，反而却有宽广的胸怀和足够的间隙来接纳它们，丰富自己，促进自己更为多样化。